饶军:《尘封旧事》(二十八至二十九)-乌有之乡-亚博app客户
尘封旧事(二十八、二十九)
作者:饶军
卷首语:一个转身,过去就成了故事;一次回眸,都是鲜活的风景。我用崇敬的心情,走进时空隧道,去揭开那陈封的往事,记录那风雷震荡、激情燃烧的岁月!谨以此书,献给“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父老乡亲。
内容提要:
故事发生在鄱阳湖岸边的南山山区,以枭阳县为背景,全景式展现了上个世纪那个风雷激荡的峥嵘岁月;一代农民为了翻身解放及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慷慨壮歌;书中再现了共产党人洪水、王贤才、胡谋响等人为人民的翻身解放,拋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讴歌了中华儿女为抗击日本侵略而奋不顾身的英雄赞歌;展示了共产党人王明德、方明、刘长江、刘永强为建设新中国的艰苦探索;歌颂了以刘杏花为代表的新中国妇女的巾帼风采。呈现给读者的是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默默奉献的优良品德;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一代农民的无怨无悔,令读者荡气回肠,对上个世纪的父老乡亲肃然起敬。
(二十八)
王援朝与同学们回到枭阳,已是阴历年小年的前一天。
王援朝对同学们说:“我们先回学校,向校领导汇报参观学习的成果,然后发动同学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大家就别急着回家了。”这些十七、八岁的学生,都是第一次出远门,思家心切,巴不得早一刻回家,让家里人放心;特别是李国庆,离开父亲时父亲还在接受批判。大家听王援朝这么一说,都不好提出反对意见,便都赶回了学校。
大家终于回到了学校,学校已放了寒假,教学楼和老师办公楼及其走廊里,鲜有人影,王援朝带着大家来到了校领导办公室,可进门一看,没有看到送他们出发时的领导,全部都是新面孔了,一位负责模样的人说:“你们学习回来了,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尽快参加学校的复课闹革命,进一步推动我校的工作。”
王援朝回答说:“我们还要向雷校长汇报外出学习的成果,雷校长哪里去了?”“哎呀,你们刚回来还不知道,雷校长犯了错误已经被撤职了,你们是枭阳中学选出的革命学生代表,回来得及时,你们要尽快投入到复课闹革命中来。”
大家离开校校长办公室,归心似箭的李国庆说:“班长,我看大家还是先回家吧,等明年开学再说。”李国庆的话,其实也是大家的意思,王援朝明白,便说:“那好,我们先回家。”
李国庆一直放心不下的就是父亲,母亲改嫁后,父子相依为命。明天就是旧历小年,一定要赶回去陪父亲过小年,他谢绝王援朝要他住一晚再走的好意,虽然夜色快要降临,他还是义无反顾向家里走去。约莫走了一个多小时,天就黑了,回家还有三、四个小时的路程,他不由自主地加快了脚步。这时,他看到一台装氨水的拖拉机从县城方向开了过来,赶忙招手搭车,没想到司机一脚刹车,拖拉机停住了,司机问:“小伙子,你上哪去呀?”
“师傅,我去雁鸣湖公社。”李国庆回答。
司机说:“上车吧,我的车路过你们公社,带你一脚路吧。”李国庆真是高兴极了,心想,真是出门遇贵人,赶忙钻进了拖拉机驾驶室。
司机一边开着车,一边打量着李国庆,看到李国庆穿一件新黄军大衣,胸前戴着一枚领袖像章,便问:“小伙子,你这是从哪里来呀?”
李国庆说:“我是枭阳中学的学生,刚从北京、延安学习回来。”司机“哦”了一声,又问:“听说外面乱得很,是吗?”
李国庆把路上学到的一句话说:“师傅,乱没有什么可怕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司机扭过头来看看李国庆,没再说话。
一个多小时后,就到了雁鸣湖公社,司机停住车,说:“小伙子,你到啦。”
李国庆跳下车来,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枚领袖像章送给了司机,说:“师傅,谢谢你。”司机接过像章,也是一口一个“多谢”,那时,能得到一枚领袖像章还是不容易的。
风尘仆仆的李国庆归心似箭,一路小跑,去公社文化站找父亲。
文化站在公社对面,是一栋扁担屋,明三暗五,大厅是乒乓球室,东边两间房是阅览室;西边两间房一间是李有星的住房,一间是厨房。李国庆来到文化站,天已完全黑了,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推开了大门,看到厨房里有昏暗的灯光,忙穿过大厅,来到厨房,看到父亲正品着小酒,脸上泛着红光,桌上有个红烧鲫鱼,还有一盘大蒜炒腊肉,自得其乐,完全没有往日参加批判会时的窘迫模样,一颗悬着的心放松下来,轻轻地喊了声:“爸。”
李有星正喝着本地产的三毛钱一斤的糯米酒,一看是日夜思念的儿子回来了,喜出望外,忙起身,一把抓住儿子的手说:“你回来了,好,好。”接着又说:“还没吃吧,今天高兴,你陪爸爸喝一盅。”
李国庆有些疑惑地问:“爸,没有人找你麻烦?”
李有星若无其事地说:“事情都过去了,我李有星还是李有星。”
李国庆又不解地问:“那你还有心情高兴喝酒?”
李有星望了一眼儿子笑着说:“你爸现在没事了,这次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一不是当权派,二不是党内的人,整我毫无依据嘛!还是那个该死的徐玉枫害我,就是徐玉枫这样的当权派,转移斗争大方向,泄私愤,打击报复,要不然我也不可能受到什么批判。”
一听到徐玉枫,李国庆就从内心升腾起一股怒火,就是这个坏蛋,抢走了自己的妈妈,害得老爸一次又一次吃尽了苦头,他从心里发誓,今生今世,一定要为父报仇。原来,李有星与江仙凤离婚后,对徐玉枫就有了夺妻之恨,他编了一些顺口溜来讽刺徐玉枫,说什么:“徐玉枫,喜欢猢狸精……”;“站在高山望四乡,乡乡都有丈母娘……”等。这些话,早已经传到了徐玉枫的耳里,所以,徐玉枫也是对李有星如刺在喉。后来,在徐玉枫借机将李有星 开除公职,谴送回乡劳动。没过多久,中央要纠正反右倾运动中的扩大化,说要给这些人一张党证、一张粮证、一张工作证、一张选民证,这才摘掉了右倾帽子,恢复工作,但沒能继续留在文化馆,而是下到了湖滨一个偏僻的公社当了一名普通干部。
听父亲说没事,李国庆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斟上酒,敬了父亲又说:“那个徐玉枫不再找你麻烦?”
李有星自斟自饮又喝了一口酒说:“这个家伙遭报应了,由于贪污腐化,官僚主义,被撤消了职务,他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正接受群众批判呢,哪有心思来管我的事,想管也管不了哇”。
听到这里,李国庆长舒了一口气说:“活该。”接着又问:“爸,你真的没事了?”
“爸还会骗你?你爸现在可忙了,公社书记把我当宝贝呢,你看到没有,公社大礼堂前的宣传牌上的《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型油画,就是我画的,还有公社的宣传栏、横幅标语等,书记都要我负责,我现在可忙了。”李有星高兴地告诉儿子。
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终于落了地,李国庆又敬了父亲两杯,李有星高兴,脸上泛着红光,当晚,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李国庆把一路的见闻,像讲故事一样,都告诉了父亲。
韦红萍在王援朝的帮助下获得了外出学习的资格,母亲张梅香就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她从报纸和小道消息中,知道全国有些地方发生了武斗,很是担心女儿的安全,儿行千里母担忧,总是对儿子韦世权唠叨道:“你妹妹现在也不知道到了哪?安不安全?”
韦世权内心与母亲一样,也为妹妹担忧,但他不能在母亲面前表露出来,反而安慰说:“妈,你就放心吧,她又不是一个人外出,是一个有组织的团队,妹妹会平安回来的。”
临近年关,张梅香心里越发不安了,常常站在家门口,向县城的方向张望。
阴历二十三的傍晚,太阳早早地落到地平线下去了,在朦胧的暮色中,站在村口张望的张梅香看到一个穿着长大衣的人向村里走来,当 时的韦家山还没有一个人有长大衣,张梅香心里有些纳闷,只见那人加快了脚步,在二、三十米开外,叫了声:“妈,”就跑了过来,一把将张梅香抱住了。张梅香喜出望外,拉着女儿的手,从头到脚,真真切切是自己的女儿,一件崭新的黄军大衣,衬托出女儿的勃勃英姿,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了下来。
晚上,韦红萍向母亲和哥讲述了这一路上的见闻。
张梅香望着这个熟悉而又觉得有些陌生的女儿说:“我们家不比别人家,共产党没有因你爸当过汉奸而歧视我们,所以,要夹着尾巴做人,我看这春节,也不要休息,把拉下的功课好好补习一下。”
田海山的爱人叫叶爱琴,是县五金厂的一名工人,爱人没什么文化,除了上班,就是照顾丈夫和孩子;田海山随着地位的上升,对这个父母包办的结发妻子,总感到有些不圆满,他心里感叹,这夫妻合法的,不一定合适;而合适的,又不一定合法,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一言一行,都有纪律的约束,因此也不至于有什么非分的想法,等于是凑合着过。在这次群众运动中,他才真正看到了妻子是一个贤惠、又善解人意的好媳妇,是一个能同甘共苦过日子的人。
田海山因官僚主义、形势主义、脱离群众等问题,也接受了群众的批判,身心十分疲惫,身边已经没有奉承的人,但一回到家里,叶爱琴就给他做好了热饭热菜热汤,给他端来了洗脸洗脚的热水,他这才真正感到了家庭的温暖,每当田海山要去接受批判时,叶爱琴就把自己亲手缝制的护腰和护膝给田海山绑上,减轻他在批判时的痛苦,批斗回来后,叶爱琴就去厨房煮上两个荷包蛋,端到他手上,给他补身子,是家庭的温暖,让田海山度过了一段难熬的岁月。
县委副书记徐玉枫,真正体会到了因爱慕虚荣而酿下的苦酒。
1967年的元旦前,徐玉枫因生活作风问题就罢了官,要求他反省自己的错误。
江仙凤与李有星离婚后,不到半年就与徐玉枫领了结婚证,从一个普通的机关工作人员,一下成了县委副书记的夫人,她过了好几年春风得意的日子,而且还提拔担任了县委统战部的办公室主任。暮色时分,县城的居民常常可以看到江仙凤挽着徐玉枫的手,在街头散步,她沉浸在一种全新的幸福和快乐之中。
江仙凤也背着徐玉枫的光环,走在大街小巷里,不时都有人热情地给她打招呼,她时时感到一种生活的惬意。
忽然一夜之间,丈夫徐玉枫成了批判对象;这完全是江仙凤没有想到的,她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过去给她套近呼的同事,现在看到她,就像碰到了瘟疫一样,避而远之,一种曾未有过的失落感,使她感到孤独和迷惘。不仅徐玉枫在群众中越批越臭,厄运很快也降临到了她头上。
没过多久,江仙凤也开始接受批判,说她是当代的女陈世美,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贪图享乐,大会小会接受群众批判。
在批判江仙凤时出现了过激行为,先是有人将江仙凤的大波浪卷发剃了个阴阳头,后有人把她的一件连衣裙两边剪开,露出雪白的大腿;还有人找来一只破鞋,挂在她的脖子上,折腾了一个多月,人格尊严尽失,江仙凤熬不住了,她开始后悔当初为了虚荣,抛家弃子嫁给了徐玉枫,没日没夜的批判,做检讨,没有人格的生活,她看不到任何希望,而造成这一切的,都是徐玉枫所赐,当初要是没有徐玉枫勾引她,她不至于和李有星离婚,也不至于儿子不认她这个母亲,她开始把这一切不幸都归咎于徐玉枫,对徐玉枫开始由爱变恨,有时候两人便互相埋怨,几乎是小吵天天有,大吵三、六、九,这日子实在是没有办法过下去了,一天,两个人在互相埋怨之后还动起手来,江仙凤说:“我们离婚吧!”
徐玉枫也觉得这个家失去了往日的温暖,在外面,要接受群众的批判,有时还有肉体上的折磨,到了家里又得不到一点温暖,想想也没有什么留恋的,便愤怒地说:“离就离!”
这对同林鸟,终于在大难来时各自飞,江仙凤搬出了县委大院,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声明与徐玉枫脱离夫妻关系,还在大字报中揭露了徐玉枫是怎样勾引她的,使自己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邪路,现在幡然醒悟,从今往后,彻底与徐玉枫划清界限,回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要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
江仙凤并没有得到革命群众的原谅,后来在“五、七大军”干部下放劳动的运动中,被下放到一个偏远的湖区小岛上,在一个垦殖场当了一名饲养员,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才回城。
徐玉枫尝到了什么叫妻离子散的滋味,原来的妻子在农村,没有一点共同语言,儿子、女儿由于父亲当了陈世美,早就断绝了来往,他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孤家寡人。
共产党为了永葆这个党的勃勃生机,为了这个党不改变颜色,发动群众对党和政府进行监督,是一贯的做法,枭阳的党政主要领导也不能置身事外。田海山等几位县领导,一方面要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一方面要继续抓工农业生产。田海山除主持县委工作外,还负责全县的水利配套工程的灌溉渠道和引水渡槽工程,基本上都在引水灌溉工地,有时还与群众一起参加劳动,社员们没有因为他犯过一些官僚主义错误而歧视他,反而处处都保护他,他的生活里不乏灿烂的阳光和温暖;彭良圣分工抓工业,上级有明确的要求,要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要有一批工业项目竣工投产,作为向“九大”的献礼工程,所以,他扎在工厂的筹建工地,与工人技术人员天天在一起,有一次,有个群众组织要他去参加批判会,工人师傅将他保护起来,帮他辩论说:““工业学大庆”是党中央的伟大号召,现在工厂建设正在冲刺阶段,要是耽误了向“九大”献礼,你们负责!”
几个人一听,心里想,这个破坏“工业学大庆”的帽子可戴不起,再也不敢轻易来找彭良胜了。
王明德是全县农业学大寨的总指挥,血防工程、水利工程、造林工程、新农村建设样板试点工程是忙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敢轻易去碰破坏“农业学大寨”这根高压线。加上王明德又是本地人,烈士后代,老乡们处处护着他,与群众在一起,继续为改变枭阳的穷山恶水忘我战斗。
最苦的是徐玉枫副书记,自宣布他离开领导岗位接受群众批判后,就基本无事可干,加上他长期分管运动,也得罪了不少人,再因为当时的传统观念,人们对陈世美式的人都嗤之以鼻,因此,他吃苦头就在情理之中了。
徐玉枫除了写交待和接受批判外,没有什么工作可以用来推脱,他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过去的大分头,现在剃成了一个大光头,过去笔挺整洁的中山装,现在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身黑色的破棉袄,上面还少了两粒扣子,咋一看,就与一个放牛的老农别无二样,特别是失去亲情后,他显得十分的狐独和无奈,似乎一夜之间就衰老了许多。每当他参加完批判会后,回到冰冷的家中,真正印证了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灯看着我,我看着灯的心酸生活,他已经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看不到希望,他开始绝望了。
有一天,他与田海山参加批判会回来,看到田海山的妻子远远的就迎了出来,在田海山身上这摸摸、那揉揉,嘘寒问暖,而自己的家已经散了,身上的旧痕又添了新伤,倍感凄凉。他想到今天晚上的批判会上,不知从哪里冲出一个小伙子,先是对他煽了几个耳光,后又用脚猛踢了他几脚,他一下就昏死过去,等他苏醒后,他感到肋骨一阵一阵钻心的痛,他知道,这肋骨是骨折了,可他沒地方抗议,也不知道找谁申辩,只得把血和泪一起吞到肚子里。
批判大会结束后,他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还是田海山扶着他回到了自己的家门口,一看到田海山的妻子心痛地拉着自己的丈夫,徐玉枫的心里就拔凉拔凉的。
徐玉枫艰难地掏出钥匙,开了门,进到了这个冰冷的家,没有人知道这个晚上徐玉枫是怎么想的,做了什么。第二天,徐玉枫去世的消息就在县城传开了。
徐玉枫死亡的消息,震惊了枭阳县,公安机关作出的结论为自杀。若干年后,组织上为徐玉枫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已在部队服役的李国庆所在团政治机关,收到一封匿名举报信。举报已担任连长的李国庆在群众运动期间,殴打革命领导干部并致死。部队非常重视,立即派人到枭阳调查核实。事情已经过去了十来年,没有人记得当年的批判会上是李国庆殴打了徐玉枫,写举报信的人也没有公开站出来作证,因此也就成了悬案。根据这种情况,李国庆在部队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好在李国庆在部队表现不错,部队最后只将李国庆提前转业,也没作什么处分,但档案里有这样的记载:“据举报,李国庆同志曾致一名县级领导干部非正常死亡,经调查,无实据,现将举报材料与档案一并移送。”
部队过问了李国庆的转业安置,安排到一家国营企业当保卫干事,由于档案的原因,直至在干事的岗位上退休。
徐玉枫的死,震惊了田海山,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哲学,他非常清楚与徐玉枫长期分管政治运动有关,从此,深谙人情世故的他以一个和事佬的面孔出现在枭阳县,不管张三李四,谁都不得罪,见人都是笑眯眯的,不管谁来汇报工作,都是一个“好”字,因此,有了“好好先生”的绰号,他也就成了枭阳政坛的不倒翁。
王援朝、李国庆、韦红萍外出学习回来后,在家里度过了1967年的春节。
元霄节一过,同学们就接到了回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王援朝、李国庆和韦红萍外出三个多月,都感到功课已拉下不少,也希望学校早点开课,好顺利完成学业。
田海山、彭良胜、王明德,继续领导着全县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1968年4月28日,县里的重点工程南山水电站工程竣工,结束了枭阳县没有高压电的历史;一条条银线,通向千家万户,有了电,有线广播也通到了每一个乡村和社员家里,听广播新闻、听天气预报、听科学种田技术知识、听文艺节目,丰富了社员们的精神生活,人们也从这个小喇叭里,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了解认识了人民心中的偶像李玉和、杨子荣、阿庆嫂、黃继光、雷锋、王进喜、陈永贵等英雄模范人物;也认识了那个“人不为己、人诛地灭”的纠山先生和那阴险狡诈的座山雕。有了电,又大力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为发展社队企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刘家墩的金水大叔已年过古稀之年,当大队的电工为他家拉好电线按上灯泡后,轻轻一拉开关,灯就亮了,老人兴奋的像个孩童,捋一捋花白的胡子,对在场围观的人说:“点灯不用油,这就是夜明珠呀,老汉我也是有福之人呀,有福享受夜明珠,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58年那会,说社会主义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这耕田的拖拉机也买来了,现在只差按电话啰”,说完,将一撮黄烟,装进黄烟杆上的装烟孔里,将烟杆囗唅在嘴里,对着发亮的灯泡吸了几口,可没冒出烟来,大家一看,都哄场大笑,金水大叔一看大家都笑开了,不好意思,又猛吸几口,还是不见火星,一脸懵像,十分不解,这时电工师傅对金水大叔说:“老爷子,你再吸也吸不出火来,它只发光,吸不了烟的。”金水大叔还是不解,望着发亮的灯泡,无奈只得点燃一支香,“吧达、吧达”吸起他的黄烟来。
1968年的下学期,枭阳中学迎来了工人阶级管理学校。县搬运分司党支部书记洪小江被任命为枭阳中学党支部书记。
当县委找洪小江谈话时,洪小江是坚决请辞,说:“我还是扫盲班脱的盲,也就勉强能读个报纸,念个文件,要我去学校,那是要误人子弟的。”
县委组织组组长严肃地说:“洪小江同志,城市由工人阶级管理学校,农村由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这是中央的决定,学校这个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那资产阶级就一定去占领,这是关系到培养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问题。目前学校停课闹革命快半年了,要按中央的要求,立即复课闹革命。”组织组长抽出两支“飞马”牌香烟,递给了洪小江一支,点燃后又接着说:“老洪呀,这个决定,是县委慎重考虑的,你是经过考验的老兵、老党员,爱人又是烈士,把这副重担交给你,组织放心,你可不要辜负组织上的期望。”
憨厚的洪小江,在县委组织组长的三言两语面前,就无话可说,只得硬着头皮去中学上任。
原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叫雷鸣球,早已撤职,暂时安排他负责打扫学校的卫生,所以每天天还没亮,就能看到老校长打扫卫生的身影。
雷鸣球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在1958年那个火红的年代,在“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军营、面向边疆”的四个面向时,选择了面向农村,离开了大城市,来到了枭阳县,本来是立志做一名新农村的建设者,但正好县里创建初级中学,当时的师资力量十分匮乏,被当时的县委书记方明留在了县中教书,先是从一名普通的教师干起,几年下来,就当了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后来枭阳中学升格为高中,有着不错人脉和声望的雷鸣球又被田海山书记看中,书记、校长一肩挑。
这高中刚刚创办一年,雷鸣球便翻身落马。本来,雷鸣球满怀信心,要将枭阳中学办成全区第一流的中学,多为国家培养合格的建设人才,可他没想到,运动一开始,就成了运动员,既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反动的学术权威,真是壮志未酬身先死,常让英雄泪满巾。
洪小江与雷校长有些交情,那是在县委党校参加的基层党支部书记培训班上认识的,而且两个人同住一间宿舍。雷鸣球喜欢洪小江心无城府和耿直的性格;洪小江敬佩雷校长的学识渊博,在党校学习期间,下发的学习资料中有许多字洪小江不认识,雷校长都不厌其烦耐心地给他讲解,虽然学习班时间不长,但两人已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洪小江调到县搬运公司担任党支部书记,在县直机关召开的一些会议上,两人还经常见面,洪小江的爱人舍己救人,成为枭阳县和平时期的第一个烈士,雷鸣球是知道的,他还组织师生们在清明节期间去给烈士扫过墓,当他知道烈士的丈夫就是洪小江时,从内心就多了一份对洪小江的敬重。
洪小江到县城工作后,雷校长知道他是一个人,便常邀他来家里喝两盅,这一来二去,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工农分子,成了一对好朋友。
洪小江从箱底翻出了舍不得穿的一身旧军装,今天特意穿上,人显得精神年轻了许多,对着镜子照了照,便出门到枭阳中学走马上任。
学校也早就接到了洪小江来学校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文件。
上午十点,穿着整洁的军装,背着背包的洪小江来到了学校,学校还没有开课,校园内,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显得有些乱哄哄的。没有人注意他的到来,因为大家也不认识他,倒是洪小江一眼就看到了正在打扫卫生的雷校长,洪小江忙上前,给雷鸣球打招呼:“雷校长,好些日子没见,近来可好?”
雷校长定睛一看,是老朋友洪小江,便说:“洪书记,再不敢称校长了,我正在接受劳动改造呢。”
“洪校长,你在我心里,不仅是我们枭阳的校长,还是我的老师呢!”洪小江爽朗地说。
雷鸣球一手拿着扫把,另一只手摆摆说:“不敢!不敢!”接着又问:“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我现在也是孤身一人,我爱人参加五七大军了,家里也不开火,中午就不能陪你喝一盅了。”
“雷校长,不要你请客,等我安顿好了,回头请你过来喝一盅!”洪小江大大咧咧地回答。
雷鸣球感到很诧异,不解地问:“洪书记,你莫不是调到我们学校来工作了?”
洪小江说:“让你猜到了,我这个刚脱盲的工农干部,非要调我来担任书记,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上命难违,我只好硬着头皮来了,雷校长,今后,还需要你多多指点和帮助呀?”
洪小江来学校当书记,雷鸣球有些高兴,一是洪小江是一位可信赖的朋友,二是对自己不会有什么坏处,便忙说:“鄙人不才,若有用得着的地方,一定尽力为之。”
告别了雷鸣球,洪小江直接来到了书记办公室,校临时领导小组也得到了通知,都在办公室等他,相互客套之后,洪小江召集大家开了一个简单的见面会,洪小江用眼睛扫了一下在坐的各位说:“各位同志,我受组织的委托,来学校当书记。我是个大老粗,没有什么文化,要我这个丘八来管秀才,实在是有些力不从心,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所以,我有责任搞好学校的工作,因此,这就需要得到各位的支持。”与会者都能审时度势,大家马上说:“一定支持,一定支持。”看到了大家都表了态,洪小江便严肃地说:“我们现在要做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要立即落实关于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从今天开始,学校的各项工作,必须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展,未经党支部同意,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不知各位听明白了没有?”
在坐的校临时领导,你看我,我看你,心里都明白,学校的领导权又回到了这个新来的洪书记手里,虽有些不情愿,也只好回答:“听明白了。”
洪小江一听,好像都没有吃饭似的,有气无力,便大声又问了一句:“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这种问答的方式,是洪小江在部队连、排干部身上学来的,在坐的都被这一声音震慑住了,不由自主的大声回答:“听明白了!”
洪小江对这样的回答比较满意,便缓和了一下口气说:“给你们三天的准备时间,除已经下放的老师外,其余离岗的老师,下个星期一必须到岗到位,星期二正式复课,哪个班没有复课,就要严肃追查责任。”说到这里,洪小江又用眼扫了一下大家说:“目前,老师比较紧张,在坐的各位,都要带班带课,还有那个雷校长,就不要去扫地了,扫地的事,让校工去做,不能把他满腹的才华白白浪费掉了,要允许他革命,让他的才智,贡献给我们的学生,我看不能让他太轻松,让他带毕业班,让他挑点重担,在教学中改造自己。”说到这里,洪小江突然大声地问:“这样安排可不可以?”这会儿大家没多考虑,都大声回答:“可以!”洪小江摆出一副严肃的神态,用手一挥说:“既然大家没意见,那就狠抓落实,谁都不能偷懒耍滑,阳奉阴违,完不成复课任务,就是破坏革命,与党中央对着干,我想其中的后果你们心里是清楚的,现在散会。”
洪小江的三板斧,行之有效,枭阳中学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令许多人刮目相看,他没有辜负组织上的期望,但接着,更大的困难又摆到了他的面前,那就是大学已停止招生,一批毕业生升学无望,许多家长担心孩子一不能升学,二不能就业,怕孩子瞎游荡,纷纷找到洪小江,要求复读。洪小江知道,学校规模就是这么大,如果复读的闸门一开,那势必影响初中毕业生升高中。因此,他找到田海山书记汇报了这届高中毕业生的情况,要求县里帮助他的学生们就业。
田海山主政枭阳快十来年了,对枭阳的就业形势很了解,虽然这几年,一大批县办企业从无到有,招了不少新工人,但枭阳每年有将近二百名退伍军人要安置,而这又是刚性任务,安置了退伍军人,城市居民的子女只能安排少部分人就业,这个矛盾不仅是应届高中生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不安排好这些等待就业的年轻人,那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就要增加,他心里,其实比洪小江还着急。
田海山还是笑咪咪的,说:“老洪,你提的这个问题好,我们是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现在就业形势的确严峻,目前,县里有困难,一时也没办法解决,我看这样,我县每年有200名参军名额,今年就切下一块,给你五十个名额,让他们先到部队去干上几年,先缓解一下矛盾;第二,你们学校也应挖挖自身的潜力,最近,我看到一些简报,有些学校开办了校办五七工厂,也安置了不少应届高中毕业生,我看这是一个路子,你看看搞什么好,我给彭良圣同志说一下,先划一片靠近学校的土地给你,可以种菜,你学校那么多人,可以养点猪,把县城毕业的学生先安置一些,免得他们在社会上瞎晃荡。”
这洪小江是个实干家,很快就办起了校办工厂,种菜、养猪、养鸡,还开垦种植了一片油茶林,几年后,枭阳中学成为了全区校办工厂的先进典型,安排了二十名学生临时就业。
王明德是当年分管征兵工作的,田海山把县武装部的部长、政委和王明德找来自己办公室,要求拿出五十个参军名额给枭阳中学,大家都表示赞成,李国庆在王援朝的帮助下也被批准入伍。本来名单中有王援朝的名字,但王明德把儿子的名字划掉了,让给了一位家里非常困难的学生去了。
王援朝闹了几天的情绪,最后父亲还是说服了他,便在家里照顾弟妹,等待机会。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伟大领袖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号召
让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让枭阳县的领导们豁然开朗,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
1969年的春节一过,县城举行万人欢送大会,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包括66、67、68三年的高、初中毕业生500余人,背着背包,打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红旗,在亲人们的欢送下,奔赴全县十五个公社和垦殖场,这其中就有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儿子,还有王援朝和韦红萍也是下放知青中的一员。
刚刚送走下乡知青,枭阳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新的政权机构实行一元化领导,县委书记田海山兼任县政府革委会主任,因为没有县长这个职务,彭良圣改任地区水产局局长,王明德担任县委常委,县革命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兼任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总指挥,带领全县人民大规模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县里的经济工作开始突飞猛进。
(二十九)
南麓公社接到了安置五十名知青的任务,其中就有王援朝和韦红萍。
南麓公社的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是刘长江,在运动初期,刘长江也一度靠边站,接受过群众批判;因为刘长江是个孤儿,根红苗正,又是抗美援朝的功臣,十几年来,带领群众战天斗地,兴修水利,在社员中很有威望,加上县里有王明德支持,所以在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被任命为公社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刘长江重新走马上任,第一件事,就是接收安置五十名下放知青。
自从接到安置任务后,刘长江开初感到有些压力,一是担心这些从城里来的学生吃不了农村的苦,扎不了根;二是担心社员不愿意接收,正当他一筹莫展时,原友好大队现已改为新生大队的书记王志刚来到公社,走进了刘长江的办公室说:“刘书记,听说有一批知识青年下放到了我们公社,能不能多分几个到我大队来?”
刘长江一听,驱散了他心中的忧虑,这王志刚主动上门要人,心情便轻松下来,忙给王志刚又是递烟又是倒水,脸上也有了笑容,说:“王书记,你打算怎样安置这些娃娃呀?”
王志刚胸有成竹地说:“这还不好安排,我们村田多人少,我拿出几块田地,派上几个有经验的老农,教他们耕作;再说,大队找个初中生都困难,小学还缺老师,各生产队还缺会计,大伙种田都是凭经验,可以发挥他们的文化知识优势,搞科学种田,你还怕他们没有用武之地?”
刘长江乐了,心里想:知识青年到农村来,并不完全是包袱,而是一个有利于农村发展的伟大战略,农村的确需要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端起茶碗,喝了一大口,又想了一下,说:“老王大哥,这些城里的娃娃,虽说有文化,但必竟没在农村生活过,也没吃过农村的苦,你要告诉社员们,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多关心、爱护、帮助他们,让他们健康成长,也要让他们的家长放心。”
王志刚当即表态说:“刘书记,你是我们大队的老书记,你清楚,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大队接受的大城市来的八名孤儿,现在哪一个不是壮实的大小伙、大姑娘,我们社员虽然没文化,见识也不广,但就是不缺爱心。”
社员们知道有二十多个知青要下放到村里来,都非常欢迎,大队党支部做了精心安排,在一处坐西朝东的山坡上,建起了一排知青宿舍,添置 了桌、椅、板凳和床铺,砌起了灶台,买来了锅、碗、瓢、盆,在桃红李白的季节,二十多名知青,在公社知青办主任的护送下,他们胸佩大红花,背着背包,提着行李,乘坐公社的井冈山牌货车,来到了南麓公社新生大队的知青点,社员们敲锣打鼓,表示了热烈的欢迎,这些刚离开城市,离开父母和亲人的知青们,既感到新鲜,又感到了家一样的温暖。
憨厚勤劳的中国农民,无私地接纳包容了这批城里人,他们不会想到这种无私,帮助城市化解了一次就业危机,也不知道他们为伟大的祖国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接班人。
这次来新生大队的二十名知青,除了王援朝和韦红萍是本县的外,其余的分别来自江州、洪都,其中五个来自大上海。
群众运动已经过去了三年了,各派群众组织开展了大联合,一批在运动初期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开始回到领导岗位,现实的迹象表明,运动即将结束,“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枭阳的工农业生产逐步走出徘徊的局面,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成了新的主旋律。
当枭阳县“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如火如荼时,一场追查反革命案件让枭阳的许多人不寒而栗。
这就是至今令人谈虎色变的“反共救国军”案。
这个案件与即将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交织在一起,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背景,它是在战争阴云笼罩下开展的,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苏联在我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叫嚣要与我国打一场核战争。为了应对苏联的全面入侵,伟大领袖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准备打战”的号召,全国迅速进入一级战备。
为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并开始清理阶级队伍。
在当时战争的氛围下,全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记忆犹新,大量的汉奸、二鬼子一点也不比日本鬼子作恶逊色,因此,决不能让汉奸势力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重演,必须消灭滋生汉奸的土壤。谁最可能当汉奸呢?善良的人们认为:那些被人民政府镇压和打击的地、富、反、坏、右就是一支潜在的汉奸队伍。群众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大批地、富、反、坏、右被冠以牛鬼蛇神称号揪了出来,接受群众专政。
枭阳迅速成立了“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原县监委书记钟光正在田海山的安排下,担任组长,一场急风暴雨立即席卷枭阳的城乡。
领导小组成立后,即发出第一号通令,对全县的地、富、反、坏、右立即进行管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随即抽调一大批干部,进驻各公社、大队、生产队,直接参与指导打击反革命的工作。
李有星,这个小有名气的文化人,再次遭受了灭顶之灾。
驻雁鸣湖公社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组组长叫彭豹崽,是一名土改干部,以对敌斗争坚决而出名,人称“彭老虎”。当年土改时,他对地主、富农是毫不留情,有“彭三掌”的绰号,只要开斗争会,对斗争对象,上来就是三巴掌,一些地富反坏分子,见到他,就像老鼠见到了猫,魂都不在身上,因此,他成了土改积极分子,还当上了一个乡的副乡长。
后来在大鸣大放运动中,他被钟光正临时抽调到运动办公室工作,他继续发扬了土改时的作风,对运动对象就像当年对待反革命和地主富农一样,在批斗大会上,对批判对象上去就是三巴掌,打得一些运动对象是满地找牙,用彭豹崽自己的话说:“这是灭敌人的威风,长自己的志气。”可是这次,他没有那么好运,仅仅过了一年,运动结束,而且中央就要求纠正运动中的扩大化问题,一些戴了帽子的被摘帽,一些定性错误的被纠正,有的又回到了领导岗位上,由于彭豹崽伤人太多,引起公愤,在众怒面前,田海山和钟光正终于撤销了彭豹崽的副乡长职务,一直在雁鸣湖公社当个普通工作人员。
钟光正知道,对敌斗争,既要铁面无私,而又要敢于冲冲杀杀的人,他重新起用了彭豹崽,彭豹崽不负众望,是不鸣而已,一鸣惊人,他被任命为雁鸣湖公社的“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组长。
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除了在册的地富反坏右立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外,他决心将李有星揪出来,有人给他提醒,“李有星是摘了帽的,应属人民内部矛盾,”彭豹崽眼一瞪说:“什么摘了帽?帽子还在他手里拿着,重新给他带头上不就得了。”他看到大家似乎有些不理解,便继续说:“同志们,对敌斗争切不可心慈手软,谁能保证李有星这样的人,苏修来了后不当汉奸?到那时,你人头落地,就没有后悔药了。”
大家都知道彭豹崽脑子简单,脾气又火爆,在当时那种高压态势下,谁也不愿惹恼他,万一他牛劲上来了,说你破坏战备工作,那就叫吃不了兜着走,只好眼着让他胡来。因此,雁鸣湖公社“清理阶级队伍”工作,是轰轰烈烈,有声有色。
一天深夜,雁鸣湖公社文化站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正在熟睡的李有星,感到一阵惊诧,起床拉亮电灯问:“深更半夜,谁呀?”
只听得门外一阵吼叫:“李有星,滚出来!”
李有星心里一惊,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忙打开大门,五、六个人就蜂拥进来,拿出绳子,将李有星五花大绑起来,彭豹崽亲自宣布说:“根据公社清理阶级队伍领导小组的决定,自即日起,对你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交由群众管制。”这些人根本不听李有星的辩解,与100多名地富反坏一起,押到了公社的一个大礼堂里,所有押来的人都惊恐不安,不知发生了什么大事。
100多人熬过了漫长的一夜,第二天上午,彭豹崽才来训话,他说:“为了打击侵略者,为了不出现抗日时那么多汉奸,根据战备工作的需要,从今天开始,对你们实行管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在管制期间,不得外出,一切行动必须听从生产队和大队的命令。现在,我宣布,所有管制分子,由各大队带回,召开群众大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段时间以来,开斗争会成了一道时髦的风景线,生产队春播插秧前,头天晚上要开个斗争会。双抢开始,也要开斗争会。公社、大队要搞大会战,也要将管制分子拉来批斗一番,而且临时性的出工出劳,都让这些管制分子去无偿完成。
随着“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的深入,从城市挖出来的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也纷纷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反侵略战争的氛围越来越浓;阶级斗争这根弦也越崩越紧。
从城里下放来农村的人,不是成分历史不好,就是现行反革命。南麓公社一次就接收了教育系统下放的八名老师,有省城的、地区的、还有枭阳本县的。
公社分管清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向刘长江报告,如何安置这些下放的老师,刘长江接过这些下放人员的档案,认真审查了一遍,也没觉得有什么重大问题,主要是成分历史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几乎都是学校的骨干老师,觉得让这些人去农村劳动,太浪费了,便说:“文化和知识是社会的财富;如果为社会主义所用,那就是社会主义的文化知识,如果为资产阶级所用,那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知识,如果不用,那就造成了文化知识的浪费。”
刘长江的话,组长听不明白,不解地问:“刘书记,我听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刘长江回答说:“解放前,我们贫下中农就吃了没有文化的亏,虽说现在,我们公社已办起了初中,但有水平、教书教得好的老师不多,师资力量十分匮乏,这一下来了这么多高级老师,他不仅可以解决我们公社师资不足的问题,而且也给这些人有个妥善的安置,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组长有些担心,靠近刘长江细声地说:“刘书记,他们是下来接受贫下中农监督和劳动改造的,你都安排去中学教书,这符合不符合政策呀?”
刘长江思考了一下,说:“当然不能违反政策,既然能接受贫下中农教育,那也就可以接受革命师生的监督教育,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效果完全不一样。你说这些人都放到生产队去,他们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反而增加社员的负担,再说,教书也是一种劳动,就让他们在教书中去改造自己,我看这个事就这么定了。”
这八位老师自从接到下放枭阳南麓公社劳动改造的通知后,个个都惶惶不可终日,心里都一直忐忑不安,感到前途迷茫,忧心忡忡。
当他们踏上南麓公社的土地后,做梦都没想到,在这里,重新找到了用武之地,以至几十年后,他们都把这里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
这八位老师,除一位女教师外,都是眼镜子,带着简单的行李,个个灰头土脸。组长把这些老师带到了公社会议室,大家都站在那里,不敢坐下,公社通信员只好将一杯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放在桌子上,刘长江在等待着大家,组长对这些老师介绍说:“这是我们公社书记刘长江同志,现在请刘书记给大家讲话。”
大家都呆呆地站在那里,也沒有去拿摆在会议室桌上的茶水,没有人鼓掌,大家情绪都很低落,感觉空气都沉闷,可刘长江给了老师们一个笑脸,热情地说:“各位老师,大家请坐下,我代表公社党委和全公社的社员,热烈欢迎你们来我公社工作,各位老师,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已经研究决定,全部安置到我们南麓中学,接受革命师生的监督和改造,我希望你们把宝贵的知识,传授给世世代代渴望读书的农民孩子,贡献给我们公社的教育事业。”
八位老师都听懵了,当明白是要他们继续去教书时,才如梦方醒,都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一扫他们心中的阴霾;这才放心地坐下,品着香茶,脸上有了笑容。中午,刘长江亲自招待了这八位老师。这之前,还吓得心惊胆颤的五类分子,没想到碰到了这样的好书记,他们知恩图报,全身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为南麓公社培养了一大批品学兼优的学生。
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几乎没有一个地富反坏右分子能逃脱这次暴风骤雨。
担任过日伪时期的伪保长陶智春,经历过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但他没能逃脱这次厄运。
这次,置他于死地的是公社“清理队伍”工作组长候三。说起这个候三,真是小时候沒娘,话起来话长,土改时,因上无片瓦,下无寸土,过着一人饱全家饱的日子,当了土改积极分子。解放前,因为父母早亡,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没少挨地主富农的欺侮,土改他分了田,分了地,过上了当家作主的生活。刚解放时,农村干部奇缺,一些积极分子便吸收担任了农村基层干部,虽然这个候三四五不懂,但急需用人,他就是这个时候当上了民兵队长;候三痛恨万恶的旧社会,但他头脑简单,见火就着,对地主富农毫不心慈手软,每次政治运动都是积极分子。
这次清理工作开展后,作为大队民兵连长的候三,更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为了不让老百姓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更不能让一些可疑分子成为新的汉奸,他决心将地富反坏右分子一网打尽,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因此,当过伪保长的陶志春就难逃厄运。
陶志春被揪了出来。
可陶志春不服,说自己不是汉奸,是白衣红心,新四军桃花山的彭司令可以为自己作证。
候三瞪大眼睛、嘴巴一撇说:“你不要再辩解了,据我掌握的情况,你说的那个彭司令,犯了错误,已经撤职,自身都难保了,土改时,要不是他给你写了个什么狗屁证明,你早就被无产阶级专政了,让你多自由活动了二十多年,陶保长,要是苏修打过来,谁能保证你不当汉奸?”
陶志春一听,能够证明自己清白的彭司令都打倒了,他心里的最后那根救命稻草没有了,他才真正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了。
陶志春作为活靶子,没少挨批斗,带着遍身的伤痕,已扫地出门,关到了一个仓库里;他躺在一堆稻草上,望着屋顶上的横梁,眼里噙满了泪水,想结果自己的生命。但求生的本能,他下不了决心,又觉得好死不如赖活。
躺在仓库里的陶志春,回忆自己这几十年的经历,他作为商人,阅人无数,与各色人等打过交道,也与共产党合作过,虽然家财万贯,但一直仗义疏财,化解了一个又一个危机。他想来想去,总觉得眼前的这个候三,有点像土匪,也好像国民党;似乎又像日本鬼子,就是不像共产党,他琢磨不透,他想不通,不由得从内心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老天爷,对我不公啊!”
陶志春不想死,忽然他想起了曾经在他家放过牛的刘长江和王明德来,他知道,这两个孩子心地善良,为人正直,也许他俩能渡自己出火海,想到这里,便来了精神;心里想:不逃走,肯定死路一条。他下决心,到枭阳找刘长江和王明德去,哪怕刘长江和王明德不认自己,那只能是自己气数已尽,也死而无憾了。
主意已定,陶志春也就有了熊心豹子胆,他从门缝里看看外面并没有人看守,门上只有一把铜锁锁着,他从地上找到一根竹片,用力将门往外推,刚好手能从门缝里伸出去,便用竹片往锁眼里顶进去,锁就开了。他把门向内一拉,“吱呀”一声,门就开了,先去找了一把锄头,来到他家的一个菜地里,向四周看了看,没有一个人影,便挖出一个油布包,里面有二十张拾元的票子,赶快塞进贴衣口袋里,拨腿就朝长江岸边跑去,他要渡过长江,去枭阳县找刘长江和王明德。
王援朝与韦红萍和其他城市下放来的二十名知青,来到了新生大队知青点,就感到了乡亲们给予他们的温暖。当天,许多社员们给他们送来柴火、大米、鸡蛋,还送来了农具,有四位老农,负责教他们怎样耕种。知青们下放的第一年,每个人每月有八元的生活补贴,第二年五元,到了第三年才自食其力,虽然劳动很艰苦,有的磨红了肩膀、有的手上磨出了水泡,但大家都觉得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生活中充满了阳光,劳动归来,王援朝的二胡、刘娟的琵琶,韦红萍的歌喉,便交织在一起,愉快的歌声不时从知青小屋里传向希望的田野;食堂里还养了两头猪,到年底就杀了,大家高兴地吃了一顿杀猪饭;除做了一些腊肉外,每个人还分了五斤肉回家里过年。
刘娟是从上海来的,公私合营前,家里是开饭店的,她学会了做一手上海菜,被大伙选为知青点的炊事员。刚刚来到知青点时,也闹出过不少笑话。当年冬季,绿油油的小麦长势喜人,刘娟看到厨房里有些鸡蛋,又看看外面田野里长得旺盛的小麦,以为是韭菜,便去割了些来,炒了两盆鸡蛋。到中午吃饭时,大家一看,韭菜炒鸡蛋,夹起来就往嘴里送,可一到嘴里,苦涩难咽,这哪里是韭菜,便纷纷问刘娟:“鸡蛋里炒的是什么呀?”
刘娟说:“韭菜呀。”
“你吃吃看,这是韭菜吗?”大伙问。刘娟也拿起筷子,吃了一口,马上就吐了出来,说:“我明明是割的韭菜,怎么这么难吃呢?”
王援朝问:“你在哪里割的韭菜呀?”
刘娟用手一指说:“就是前面韭菜地里呀。”
王援朝一听,差点没笑出声来,说:“那哪是韭菜,那是小麦苗。”虽然闹过不少笑话,但知青们接受新鲜事物快,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学会了所有的农活,除知青们喜欢穿喇叭裤外,与当地的青年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1970年的5月,大队民兵连长调公社采矿场当副场长去了,经大队党支部推荐,公社批准,王援朝被任命为大队民兵连长。这一年,南麓公社全面实行合作医疗制度,大队设立了医务室,韦红萍在社员们的推荐下,到大队当赤脚医生,在伟大领袖要求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要求,解放军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巡回医疗队也经常来村里巡诊,她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虚心请教,还到公社卫生院接受了半年的培训,然后背起药箱,在田间地头巡诊,有时还跟公社医院的老中医上山采草药,很快就成了一名社员们喜爱的赤脚医生。接着,大队又办起了广播站,刘娟当了播音员,还有四名知青选拔到大队的小学担任了赤脚老师,还有的抽调去公社担任路线教育队员,生活的阳光在向知青们招手,广阔天地里,展示着知青们崭新的风貌。
经历过一次又一次运动的张兰,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中也难逃厄运,这个土匪女儿的阴霾一直笼罩着她,不知给她带来了多少麻烦。
一天,县委书记田海山把王明德找到自己办公室说:“老王,今天找你来,有两个消息要告诉你,一个是好消息,一个是坏消息,你先听哪个消息呀?”
王明德已经与田海山共事十多年了,也算是田海山的左膀右臂,都知根知底,平常交往也没有弯弯绕,今天一听田海山说话吞吞吐吐,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事要发生,他接过田海山递过来的茶水,在木沙发上坐下来,轻轻的吹了两下,喝了一口茶,望着田海山说:“田书记,你怎么也弯弯绕了,不管什么好事坏事,我都能承受得住,你有话就直说。”
田海山坐在办公桌前,吸了一口烟说:“我还是先说好消息吧,自从彭县长调走后,县委副书记只有县武装部的政委,我虽然兼了革委会主任,但主要精力还是在县委这边,政府那边也就你这个常委在负责,按职数,还可以增配一名副书记,你的资历、能力和群众威信,都非常适合担任这个副书记,我已经向地委作了汇报,地委也同意我们上报。”
王明德听到这里,望着田书记谦逊地说:“感谢组织上的信任,但我担心自己的水平有限,难以胜任,有负组织和人民的重托。田书记,那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呢?”
田海山望望王明德,沉默了一会儿说:“老王,这确实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地区在讨论你的任命时,有位地委领导翻老账,提出了异议,说你的爱人张兰的父亲,是一个杀害过新四军联络员和解放军征粮工作队队员的土匪头子,一个县级领导干部,与一个土匪的女儿生儿育女,从纯洁革命队伍来说,这种事应值得慎重考虑。”田海山接着说:“好在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对你还是比较了解的,革命烈士的后代,工作中成绩可圈可点,你也有资格担任这个职务。但是,根据组织部的意见,要你与张兰划清界线,否则影响到你的这次任命。”
田海山说完,望着王明德;王明德没有马上表态,向田海山要了一支烟,点燃猛吸了几口后才说:“田书记,多谢你和组织上的关心,在这个时候,我很难表态说,为了当上县委副书记,要与我的结发妻子划清界线;张兰已经给我养育了两男两女,我们不说相濡以沫,但也是血浓于水,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田书记,请你转告组织,我王明德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一定服从组织的安排,努力做好本职工作。”说完,站起身来,一扭头,就离开了田海山的办公室。
王明德走后,田海山也陷入了沉思,张兰是一个合格的县妇联主席,对张兰也是非常了解的,他也不明白,一个土匪的女儿,难道一辈子都要贴上土匪后代的标签吗?这明显不符合党的政策;但当前战争气氛越来越浓,非常时期采取非常措施,也不能说组织上不慎重;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也没有能力改变上级的决定,但他也不甘心,在这个关键时候,还是要推王明德一把,找到一个平衡点,终于,田海山有了主意。
田海山要通了县“五七”干校的电话,说:“你是刘校长吗?我是田海山,请你立即通知张兰同志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从1968年成立革命委员会后,就陆陆续续有不少下放“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锻炼的老干部恢复了职务,刘校长找到正在田里劳动的张兰,高兴地说:“张主席,给你贺喜了,刚才田书记来电话,要你立即赶到他办公室去,估计是要恢复你的工作了。”
张兰来干校已经两年了,她时刻都盼望着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与家人团圆,她向干校借了一辆自行车,心里有些激动,高兴地骑上车就急急忙忙向县委赶去。
张兰赶到田海山的办公室,田海山正准备下班,一看张兰进来,便上前热情地与张兰握手,让坐,又是倒茶,热情地说:“一路上累坏了吧?”
“田书记,接到您的电话,我一刻也没有耽误,不知找我来有什么急事?”张兰望着田书记问。
田海山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点燃了一支烟,吸了两口,才慢慢说:“张兰同志,我与你家老王共事十多年,对你也很了解,我也不把你当外人。我作为县委书记,参加革命时间不短,但有很多事情,我也不能全部理解。这次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势头这么猛,一些历史问题,本来组织上早就作了结论。但这次,又被翻了出来。”说到这里,田海山望了望张兰。张兰听到这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高兴的心情一下失落下来,经历过多次挫折的张兰,此时显得十分冷静,她望着田海山说:“田书记,我从小参加革命,从入党、提干,都因我父亲的问题,就像一根绳索一样,捆绑在我身上,我都习惯了。田书记,有什么话,您就直说,我挺得住。”
田海山听张兰这么一说,暗暗佩服张兰临危不乱的心里素质,这才要把说的话说了出来。“张兰同志,你也不用担心,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政府那边缺一名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经县委推荐、地委考察,一致认为明德同志是最合适的人选。我也没想到,在讨论通过时,又有人将你父亲的事翻了出来,提出了个十分棘手的问题,要求明德同志与你划清界线。你说,这夫妻怎样划清界线,这不是明显的要拆散你们吗?我刚才也找明德同志谈了,他态度坚决,说都夫妻快二十年了,这界线没法划清,宁可不当这个副书记,也不愿与你分手。”田海山说到这里,又一次注视着张兰,他急切地想知道张兰是什么想法。
此时的张兰的内心似乎很平静,没表现出怨言和情绪,她为丈夫宁可不当副书记也不愿与自己分手,而感到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想了一下回答说:“田书记,我为有这样的丈夫感到骄傲,我也明白您的意思,我代明德谢谢您。田书记,我马上写一个与王明德离婚的声明,请您转交地委,决不能因为我而影响明德的前途。”
田海山听到这里,心里一酸,心想,什么叫志同道合,这就是志同道合。他感到自己很惭愧,就是这样一对相濡以沫的夫妻,自己竟要亲手拆散他们,他感到无奈和悲哀,测隐之心油然而生,他要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这对患难夫妻做点什么,想到这里,他说:“张兰同志,古话说,好人有三难,也许这是老天对你的考验,有句话说,风雨过后是彩虹,我的意见,你就和明德同志暂时分开一下。另外,为了战备需要,上级要求清理阶级队伍,上级明确要求,不能把你留在革命队伍里,我也感到,这不仅对你不公,也是违反党的干部政策的,但目前,正处在备战的非常时期,我暂时还不能完全把你保护起来。”
张兰早已听明白了,虽然心里有些隐隐作痛,但还是平静地接过话说:“田书记,自从参加征粮工作队,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经历过这么多的政治运动,我能经得起任何打击,只要明德没有事,孩子们是安全的,我愿意把所有的苦难一个人扛起来。田书记,您放心,我早有思想准备。”
田海山感动了,他为王明德有这样申明大义的妻子而羡慕,他又为张兰续了茶水,说:“张兰同志,事情还没有那么糟糕,我还是县委书记,这一亩三分地,我说话还有些份量。我看,你暂时离开一下干校,避避风头,找一个民风比较淳朴的地方,到那里先住下,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过一段时间,再想其他办法。”
有着多次政治运动的经历,又有文化的张兰,心里明白,自己是被开除出革命队伍了,内心十分的痛苦。她知道,这是书记给我面子,给自己台阶下,但眼睛里已含了泪水,她强作镇静,坚强地说:“田书记,谢谢你,我张兰不会被压垮的,我会正确对待,如果组织同意,让我回到洪家港去,我和那里的三八妇女突击队的姐妹们很熟悉。”
田海山笑笑说:“这个要求能满足你,张兰呀,你先回一趟家吧,去看看老王和孩子们。”
张兰想了一下回答:“田书记,我也很想回家,但在这个时候,还是不去为好,搞不好会节外生枝,我这就回干校,等组织的通知一到,立刻去洪家港。”
田海山思考了一下,觉得张兰说的在理,县里的派性斗争也很复杂,如果留下什么口舌,会对王明德带来麻烦。今天,田海山对张兰还是做到了一定的保护,本来上级要求开除张兰的公职,是他据理力争,暂不作组织处理,等待运动后期再作处理,还给张兰争取了每个月三十元的生活费。只要留在队伍里,后面的事就好办多了。他也没有真正让张兰与王明德去办离婚手续,而是用张兰这个离婚声明,掩人耳目。而这一切,他没有告诉张兰,他不想给王明德和张兰造成更深的伤害。想到这里,他对张兰说:“那你就在我这里吃个饭吧。”
县委通信员到食堂打来了两份饭,张兰吃过饭后,骑上自行车,回到了干校。
第二天上午,县委大院的大门口院墙上贴出了一张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本人张兰,系土匪张金彪之女。为响应组织的要求,纯洁革命队伍,特声明与县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王明德脱离夫妻关系。”
这个声明,字不多,一下子就成了枭阳县的一条爆炸性新闻。
当天上午,消息就传到了王明德的耳朵里,他马上明白,这一定是田海山的杰作。他为张兰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作出的痛苦决定,更加为有这样的妻子感到骄傲和自豪,他也深深的自责和惭愧。一个丈夫、一个县委领导,竟保护不了自己的妻子,他已作出决定,就是撤职,也不和妻子离婚,便来到田海山的办公室,再次表明自己的坚决态度。
王明德有些埋怨说:“田书记,张兰的声明是你的杰作吧?海山同志,虽然你是一片好意,但我作为一个丈夫、一个领导干部,你是要让全县人民戳我的脊梁骨呀!作为你的部下,作为一名党员,我毫不掩饰我的观点,今生今世,只要张兰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我决不可能与张兰离婚,也不可能划清界限,哪怕就是下放农村种田,我们也要相伴到老,请你转告组织,我不要当什么副书记。”
田海山听到王明德的满腹牢骚,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王明德不发火,那就不是王明德了。他给王明德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才慢慢说:“明德同志,稍安勿燥。张兰的声明,的确是我策划的,你以为我真的逼你们分手啊,古话说的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工作讲方法,斗争讲策略。有时候退一步,才能进两步,你说在这个时候,不拿出一点姿态,上面这个关我没法给你过。话说回来,那也就是一个声明,无非是做给别人看的,我已经给民政局刘局长打了招呼,没有我的指示,不允许给你们办离婚手续。张兰是你四个孩子的母亲,她随时可以回家看孩子,这谁也没有权力反对吧?那你们还不是一家人?”接着,田海山又把对张兰的处理意见和方法告诉了王明德。
王明德听完田海山的话,才如梦方醒,感到误解了田书记,此时的王明德,心里暖暖的,他感激地望着田海山,说:“田书记,我王明德谢谢你。”从此,王明德更加主动努力工作,为田海山分了不少忧,解了不少难。
王明德终于担任了枭阳县委副书记,他更加忘我地工作,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枭阳始终是江州的一面旗帜,为田海山书记增加了不少光环。
张兰来到了洪家港劳动改造,洪牛崽是大队书记,按辈分叫张兰的婆婆为姑姑,那张兰就是他的表嫂,在乡亲们的关照下,张兰安排到村小当了一名临时老师,在这个三尺讲台上,继续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王援朝是从县城探亲回来的知青口中知道母亲与父亲离了婚,而且打成了阶级异已分子,已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这个消息的。这个从甜水里长大的王援朝,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打击,感觉自己就是从山巅跌到了山谷。
王援朝一直住在知青点,已经有两天没来大队上班了,引起了大队书记王志刚的注意,便问大队会计:“胡会计,小王这两天干什么去了?”胡会计回答说:“王书记,你还不知道,王援朝的母亲打成了阶级异已分子,与他爸爸离婚了,还被赶出了五七干校,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去了,王援朝一下经受不住这样的打击,不吃不喝,躺在床上都两天了。”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他母亲的事,这孩子是在甜水中泡大的,没经过磨炼。胡会计,在这个时候,我们都要多关心关心他,你今天下班后去告诉他,让他明天来大队,我要找他好好谈谈。”王志刚说。
大队书记与会计的谈话,被在医务室的韦红萍听得真真切切,韦红萍的心也悬了起来,她与王援朝不仅是同学,又一同下放到这里,已经建立了深深的友谊。她担心王援朝经受不起这样的打击,决定好好去开导他,因为在这一方面,韦红萍要比王援朝经历得多,成熟得多。
韦红萍自出生以来,就没见过父亲,也没有父亲这个概念;小时候,看到别人都有爸爸,她闪着一双大眼睛,经常问母亲:“别人都有爸爸,我和哥哥为什么没有爸爸呢?”面对这样的提问,母亲是心如刀绞,总是哄骗她说:“你有爸爸,但你爸爸走错了路,被山里的狼抓了去,后来你爸爸也变成了狼,狼是会咬人的,千万不要想你爸爸了。”
幼小的红萍似懂非懂。那时候,南山山区野生动物很多,有老虎、有豹子,有狗熊还有狼,常发生狼偷吃小孩的事。母亲用这样的话骗她,就是要她断了对父亲的念想。从此以后,小红萍再也没有提过父亲的事。
后来,韦红萍长大了,读了小学又读中学,才明白自己有一个不光彩的父亲,而这个父亲的阴影,一直笼罩在这个家里。母亲时时小心翼翼,包括哥哥和她自己,都知道要比别人矮一截,也没少受同龄的小朋友的欺负。本来哥哥韦世权是个读书的好苗子,因为家庭生活的压力,便早早的走向了社会,挑起了家里生活的重担,母亲和哥哥尽了很大的努力,才让自己读到了高中毕业。
这次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韦红萍家受到的冲击,并不比王援朝家轻。两个多月前,韦红萍就知道母亲因父亲的原因,开除出了教师队伍,回韦家山劳动改造;哥哥的大队会计也撤了,本来说好了一门亲事,由于突如期来的变故,女方家悔了婚。说良心话,谁家的儿女愿与一个反革命的家庭结亲呢?面对这样沉重的打击,韦红萍没有垮下来,有泪独自往肚里咽,她坚信,风雨过后是彩虹,母亲也托人带信来,要她坚信共产党,说:“共产党没有因为我是汉奸县长的家属子女而受到歧视,自己成了光荣的人民教师,你兄妹也都读了中学、高中,你还当了人们羡慕的赤脚医生,虽然我和你哥暂时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一定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总有一天,共产党的政策会回来。你要努力学习本领,多为社员服务,不要辜负社员对你的期望。”
韦红萍记住了母亲的话,她把痛苦深深地埋在心里,给人总是一张灿烂的笑脸,很受社员们的喜爱。
大队部为了节约农田,设在一个偏僻的山坡上,后面是一片乱坟岗,除了家庭的沉重压力外,还要战胜孤独和恐惧。大队部白天还热闹,一到晚上,就只有韦红萍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队部。有一次晚上,韦红萍就遇到了一件令人胆颤心惊的诡异事情。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饶军,江西省庐山市(原星子县)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毕业。“八二八”毛泽东主席警卫营卫士,曾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求是杂志》红旗文稿、《光明日报》、《江西日报》等报刊发表新闻通讯、文艺作品和理论文章,获“中国经济社会发展2012年年会”特等奖、江西报纸副刊优秀作品奖、《中国人民防空》优秀作品奖。有《庐山神韵》、《鄱湖神韵》、《七彩庐山》三部散文集和长篇小说《初心永恒》出版发行,其中《庐山神韵》被列为全民阅读书目。
江西作家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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