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与“辩证”－乌有之乡-亚博app客户

　　自然是什么、什么是真实的自然景象、我们该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亘古至今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比起对这些问题的提问，回答这些问题是更难的。《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的力作，他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对自然科学的观察，深刻洞悉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呈现出的新特点，从自然的物质性出发，构建了认识自然的辩证唯物的自然图景，并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引入到人改造自然的实践中，倡导在人与自然和解之中实现自然和辩证的统一。虽然《自然辩证法》全文书稿没有写完，但是其中所蕴含的对自然本质的理解观点和辩证地处理人和自然关系的方法体现了恩格斯厚实的哲学功底和深邃的观察能力。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集中阐述，我们仔细学习《自然辩证法》，其中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新时代中国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自然史和人类史就联系在了一起并密不可分。人类关于对自然的总的看法构成了人类的自然观。自然是客观物质存在的还是主观意识的产物是对本体论问题的回答。从古希腊米丽都学派的泰斯勒提出水是万物的第一始基，到恩培多克勒的组成世界的水火土气四种元素，再到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力图用一种或者几种具体的物质性本原来归结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从而达到对于自然的最本质的认识，体现人对于复杂自然现象背后的规律性的渴求。在科学还不是很发达的时代，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抽象认识水平十分有限，因此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中的物质概念就混同于某些具体的存在于自然界中的物质形态，并将这种物质形态推广为世界的物质性本原，导致了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带有感性认识的直观性特点，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难以抵挡唯心主义的追问。随着神权统治的中世纪到来，经院哲学开始兴起，对于自然的认识更多披上了神秘的宗教教义和唯心主义的外衣。中世纪之后的自然观带有强大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传统，唯心主义与神权思想相互交织构建的世界景象，是建立在“存在之链”基础之上的，世界按照造物主的旨意披着神秘的外衣不为人所知，这种神权解释的方法与沃尔弗的目的论思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唯心主义的自然观。“这时的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最高的普遍的思想，是关于自然界的安排合乎某种目的性的思想，是浅薄的沃尔弗式的目的论”[1]。启蒙运动之后，进入近代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从黑暗的中世纪解放出来的人类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冲破传统的神学框架，构建起现代科学体系，重新认识和定义人和自然之间关系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自然观思潮。一方面，对自然内在本质的认识需求给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认识自然提供了工具和方法。自然观从最初的对自然的直觉转变为依赖自然科学的发展，随着哥白尼的日心说、赛尔维的血液循环、林耐的生物分类学、牛顿的力学理论和万有引力定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规律等一系列革命性的科学成果问世，系统全面的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开始建立。科学和社会互动的机理逐渐形成，与近代科学的发展相伴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开始萌芽，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席卷整个欧洲，其背后重要推手就是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这是一个以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为表征的世界大变革时代，不断冲击着人的精神世界。生产力的变革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剧变，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摧毁了传统神学体系的世界观，以牛顿力学体系建立的科学体系，成为人类认识和观察世界的新视角，在哲学上对唯心主义的清算和新的自然观的确立自然成为首要问题，这就是恩格斯写作《自然辩证法》的时代背景。他冷静地观察和分析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在热情赞扬自然科学的伟大进步的同时，他还看到了唯心主义不甘于退场，宗教神灵论仍在大行其道，而庸俗的唯物主义“见物不见人”的观点正在将人们引入神秘主义泥沼。为了正本清源，首先通过构建新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来让人们认识到真正的自然本质。

　　恩格斯认为人的自然观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不断发展的，人对自然本质认识的发展同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每一个重大的进步，都在不断地打击着宗教神权和唯心主义的观念，唯物主义毋庸置疑已经成为近代科学的第一性。恩格斯整理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一系列革命性的成果，提出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的发现已经表明，自然界是先于人类存在并有着自身的运动规律的，这种运动规律是不以任何认识主体、实践主体或者神秘力量为转移的，自然界的客观存在在于其是物质性的，它是建立在世界的物质性基础之上的，亮明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者的身份。自然界是外在于人存在的，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是观察人类历史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前提，自然的历史决定了人类历史本质上就是“自然的历史”，自然界存在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可以被人所认识的客观规律，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观中的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自然界的“优先地位”意味着自然界是作为人类及人类社会产生的前提性存在，也意味着人类无法超越自然界而只能依赖于自然界。人类产生之后，就不可避免地在自然界获取生存的资源，自然界提供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人类的实践活动只有在符合自然规律基础上才能够达到实践的目的。因此自然界并不是脱离于人类社会的供人类社会榨取和破坏的外在之物，而是对人类社会起决定性意义的先在的基础。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决定了自然界是独立于意识的客观实在性，这一属性决定了对自然的理解不能简单从感性的直观层面上去把握，还应当置于实践之中去理解和确证。正是实践活动中自然界对人的活动的制约，才能够让人意识到自然对于人的意识的客观实在性。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借助了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来深入探讨自然界的物质统一性，实现了对于唯心主义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清算，确立了自然界的物质第一性原则，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感。

　　恩格斯不同于传统的唯物主义就在于其坚持了物质本体论，而不是实践本体论。在这个层面上来理解人类的实践活动，就是从“自然之物转化为我之物”，强调物质本体论而不是实践本体论，进而克服实践本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因此除了对唯心主义进行批判之外，恩格斯还对毕希纳、福格特等人的庸俗唯物主义者的观点进行了驳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初衷就是对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的批判，那种把一切都看成是物质，思想也是人类大脑分泌的一种物质从而否定了思想和意识是客观世界反映的观点，恰恰是最容易被唯心主义者引入“神秘主义”的缺陷，而成为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唯物主义观点被到处“兜售”。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回答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论纲的首要问题，也就是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自然的物质性决定自然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存在，自然先于人类存在，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是自然演化的结果，自然是可以认识的，人的意识是在自然界中实现的对于客观对象的反映，而不是人的主观意识对于客观世界的塑造。为了进一步回答自然的真实图景，恩格斯开始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在自然观中统一起来。

　　二、“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图景

　　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近代科学逐渐显露出了摆脱神学统治的革命倾向，但是18世纪的自然科学却突然陷入到相对静止的状态，并逐渐形成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形而上学的研究方式是建立在绝对分析与绝对抽象之上的，无限的分解之后通过归纳演绎用毕达哥拉斯学派传统来得到对于整体的认识，实际上割裂了自然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验科学成为科学验证的主形态，力学成为解释一切自然现象的观点。正如恩格斯所说，18世纪牛顿的永恒天体论和林奈的不变有机物种论将教会的“奥吉亚斯的牛圈”清扫干净，却又不自觉地陷入到了“机械学成为学问之王”的怪圈，形而上学成了近代科学解构式的观察世界方法的代言词。自然科学日益受到“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这种“蹩脚的时髦哲学”就是旧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在当时的自然科学界流行起来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早期自然科学中强调进行分门别类的材料分析和整理，自然科学不断地分支与解构，最后在各个领域中总结出的“规律”，上升为科学的整个自然的规律，这种“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2]，但是一旦上升为对有机联系且复杂变化的自然界的整体认识的时候，就“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会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无法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记它们互相间的联系”[3]，成为机械的、静止的看法。恩格斯反对法国百科全书派的编排方法，认为它恰恰将自然科学的整体性破坏了，机械的旧唯物主义指导下，形而上学的片面的规则是不成体系的认识，片面的规律认识的集合也不能等同于自然的“规律”，机械的自然观就由此产生了。自然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工具也是认识自然的表现，从实践层面上看，也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指导，自然界是没有明确界限的，而对自然界的认识的自然科学当然也是没有界限的。在机械的自然观的认识下，人类完成了对于自然的祛魅，为人类中心主义铺垫了基础，但缺乏整体性始终是其“阿喀琉斯之踵”。机械的自然观抹杀了自然作为生命整体的存在性，而通过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置于为自然立法的地位之上，将自然改造为人类的奴役。而在哲学上来看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的根本局限性就在于它的基本观点是“自然是绝对不变的”，而用这种僵化的方法去看待处在不断运动变化的世界的结果就是将各种自然现象的产生、变化和发展归结为了某种不变的“力”，最终将现代自然科学引入到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的目的论中。

　　恩格斯在大量的自然科学成就基础之上提出，要破除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和认识论，就需要建立辩证思维，即“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形式”，这样才能从更加有机的整体性上来认识自然。不同于18世纪自然科学的材料搜集阶段，19世纪自然科学进入到了质的飞跃的整理阶段，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给他提供了工具，能量转化定律揭开了物理学和力学中的物质运动定律面纱，细胞学说和进化论则是彻底将唯心主义自然观冲击的粉碎，物质和运动的概念引入其中。因此“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离开这个原理它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4]。生物学的里程碑式的理论出现对于机械决定论是颠覆性的，偶然性是世界存在的物质的运动的客观规律的最真实写照，“在一定的地域，甚至在整个地球上，即使有种种永恒的原初决定，各种自然对象的纷然杂陈依旧是偶然的”[5]。

　　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复归辩证唯物主义，首先要学习的是古希腊原始朴素形式的辩证思维，古希腊传统中的整体主义虽然带有时代的天才直觉性，但是它朴素的辩证思维却应当被保留下来，而这种整体主义正是人类对自然认识的应有之义。另一种需要学习的就是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其中蕴含着辩证法的光彩，但是黑格尔站在了辩证唯心主义的立场上，把自然界的发展看作是绝对精神自我异化和自我复归的过程，虽然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看作是一个过程，描绘为一个不断运动着和变化着的发展阶段，并且试图在这种运动和发展中找到必然的联系，但是却有着“唯心主义的出发点和不顾事实任意编造体系”的先天缺陷。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绝对精神为起点而为自然立“辩证法”，而真正的辩证法应当是从自然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这就是恩格斯和马克思所说的将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过来，才能发现其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而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的目标就是将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的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有机整体性是恩格斯从自然科学中推导出的辩证法的本体基础，又是辩证法在自然科学中的思维的呈现。有机整体的观念是恩格斯通过辩证法规律把握自然界的基本方法。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的各个领域都是通过辩证的规律联系在一起。通过质量的互变规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自然界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循环的图景，自然界的物质都在这种变化中联系起来，而矛盾的相互转化与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让自然界的起源看起来并不是神秘的宗教产物。从辩证法的规律出发，我们从更为广阔、整体、联系的视角来看待自然界，整个自然界就是一幅相互联系的统一的“图画”。在这样的自然整体观念下，恩格斯对于自然科学的认识就建立在辩证规律基础之上。“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6]恩格斯则从自然科学的哲学的高度，通过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扬弃自然科学中的黑格尔的颠倒的辩证法，确立了唯物辩证主义的自然观，是基于客观物质存在并尊重客观物质规律的认识自然的方法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在哲学层面上为当前生态文明建设中如何定位人和自然的基本关系提供了依据，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的序言中所写的：“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7]他从整体性的自然科学中看到的自然界是作为鲜活的统一体，它有着自身发展的规律和历史，是独立于人类发展历史的自然界的历史，这种历史是有机和无机过程参与的，是遵循着物质能量守恒定律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统一着的有机体。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了自然界的真实图景，用科学事实构筑了自然界辩证演化的图景，即自然界处在不断地产生、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但他又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观察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自然界的运动方式，从而将自然界内在蕴含的辩证法总结出来，再现了自然界从混沌到有序、从无机到有机、从简单到复杂的辩证过程，也就是自然界最深刻的规律，从而为人类实现同自然的和解，达到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提供了应然和可然。

　　三、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

　　社会实践活动是人类和自然界之间联系的中介和桥梁，人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够更加深刻的把握自然界的规律以及人同自然之间的关系，人类史和自然史才实现了统一。人的生产生活、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的有目的的社会劳动，人对于自然的科学认识是关于自然演化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认知，人从诞生之日起，就通过实践创造着自己的生存条件。“人一旦从狭义的动物中分化出来，其正常生存条件却从来就不是现成具有的，这种条件只是由以后的历史的发展造成的”[8]。这种生存条件的创造活动的本质就是劳动，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恩格斯指出：“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9]。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探讨了自然界的辩证规律，自然界从无机到有机，从最初的单细胞，分化成不同的形态，并产生了人这一历史性的飞跃。但是他没有掉入自然主义历史观，而是运用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阐明人作用于自然界，自然界也作用于人的关系，这是恩格斯用唯物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自然界的结论，为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打下基础。

　　恩格斯提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解，没有陷入浅薄的泛生态主义，即人类要回归到刀耕火种的“自然的奴隶”，而是提倡一种更为积极进步的自然利用方式，即在生产中认识到自然规律，又能够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来提高生产的生态性。“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地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与自然界的一体性，那种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越不可能成立了。”[10]人类只有掌握了自然的规律，才能够从更长周期来审视自身活动所给自然界带来的后果，才能够提高人类活动的预见性，因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又是一直运动的，而且这种运动是有着自身的规律的。在恩格斯看来，只有建立在辩证唯物的认识自然界的基础之上的人的活动，才是真正能够推动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活动。

　　建立在人对自然规律认识基础之上的实践活动是需要通过社会中介进行的，人对于自然的认识和实践的统一的关键在于对于自然规律是否能够正确认识并指导人的社会实践。人的社会实践与人的自然实践之间是一对矛盾，既相互对立又统一在一起，对立在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独立性和人把握并利用自然规律的主体能动性，统一是人类的发展是建立在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人类的社会实践虽然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之上的，但是人往往在掌握了自然规律之后产生了对规律的超越的“冲动”。这种冲动建立在“人则通过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也就是人类企图在社会的“第二自然”中实现人类对于自然界的自由。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异化”来刺激“冲动”，通过“冲动”来实现资本“增殖”的反生态性，将人的社会实践同自然实践相割裂，建立了一个“包围”人类并“异化”人类的第二自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资本增殖的裹挟下，生产脱离了本质，成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在这个异化过程中，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也异化了，自然界不再是人类诗意栖息的场所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成为仅仅可以计算为利润的原材料和无所顾忌消解人类废弃物的天然垃圾场。要克服这种异化，就需要从自然科学领域到社会科学领域进行一场革命，“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1]。只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并有计划地实现利用，将劳动从异化中解放出来，复归生产的真正目的，才能够实现对于人和自然界的统一和谐的发展，才能在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中成为“自然界自觉且真正的主人”。而实现这种状态，就需要在历史发展中形成新的社会组织制度，这是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制度，它能够使人自身以及人的一切活动实现最大的自由和发展。这就是恩格斯所呼唤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是在同环境和谐共生状态中实现了辩证唯物和历史唯物的统一，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是恩格斯致力于实践性的哲学的最好注脚。

　　四、自然辩证法对中国生态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念，是关于自然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当前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有着重要的启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要走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学习自然辩证法中蕴含的科学理论与方法，辩证唯物地推进中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

　　树立辩证唯物主义文明观，秉持“生态兴则文明兴”的历史观。恩格斯的文本所展现的是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态图景，他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认为外在于人、独立于人的自然界是人类历史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前提，人类历史从本质上来看，就是“自然的历史”，自然界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支配，人类的活动要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因此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界，人类文明的演进离不开自然界。人类文明存续兴衰的前提就是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只有“生态兴”才能托举“文明兴”。经过了100多年的工业化历程，人类和自然的关系没有因为科学的不断发展而日益和谐，反而却因为大规模的工业化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带领中国人民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更是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将自然界的物质基础性和辩证统一性作为中国发展的战略选择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鲜明地提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的文明观，站在文明理论的高度论证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是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础上唯物辩证地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做的科学判断，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只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12]“人因自然而生”强调的是自然的物质性，人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自然界基础之上的，人不能超越自然界的物质存在性，“人和自然共生”关系就是人类活动的合自然规律性，人类不能够改变自然界的内在客观规律，但是可以在认识客观规律基础上按照规律来进行生产生活，达到一种与自然和谐的共生状态。在这样的文明观的指导下，就需要我们把对人和自然的认识深化到能够把握人与自然的共生的最本质的层面。人和自然的共生是一种有机的、全面的、带有生命色彩的联系，而不是割裂的、单向的、异化的关系，所以统筹人和自然的关系应当放到辩证统一的规律中去理解。现代科学不断发展，使人类对于自然的认识进化到一个新的时代，但是“现代自然科学必须从哲学那里采纳运动不灭的原理；离开这个原理它就无法继续存在下去”[13]。因此需要我们在运动整体中来理解生命共同体蕴含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也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新系统观，只有从系统的观点出发，才能够理解“人—社会—自然”之间各种生态因素普遍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整体，理解生态系统中的完整性决定了生态系统的功能性，任何对于生态系统的破坏都将导致整体功能的部分或者整体丧失，从而内生出更加有机生态的系统治理思想，来应对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建设更加清洁美丽的中国。

　　坚持“自然生产与人类生产的辩证统一”，实现“两山”理念中蕴含的“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人和自然的辩证统一是《自然辩证法》的核心要义，这种统一是通过人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实现的，也就是通过不断地实现自然生产和人类生产的统一来达到的。自然和人类社会都处在不断的生产过程中，自然生产的不断积累，为自然界的整体进化和存续提供了基础。人类社会的不断生产，为社会形态的更迭提供了生产力条件，两者之间需要达到辩证统一，才能够实现自然的演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和谐。恩格斯不赞同人类中心主义对于自然界的自在规律和价值的漠视，同时也反对陷入片面的自然价值论而否定人的实践活动，他认为这两种思想恰恰都是机械的，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规律的。人和自然的辩证统一要借助于人的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人在实践活动中得到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在遵循自然规律认识前提之下，能动地改造自然并实现同自然的和谐统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体现的就是作为系统整体存在的自然界所具有的内在价值，通过符合自然规律的人的实践活动实现自然资源的增值，达到生产力的绿色转向，真正实现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转变到“保护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实践探索就是当代的“自然辩证法”。在恩格斯看来，没有脱离自然的历史和没有脱离历史的抽象自然。需要树立科学的生态价值观，就是坚持以实践为基础并在实践之中来把握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人的能动地改造自然的实践必须要顺应自然、善待自然，人的活动要遵循自然规律。如何在实践中达到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就是实现的途径。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从过去的对立关系转变为双赢关系就是辩证法中的矛盾转化形式，“绿水青山可带来金山银山，但金山银山却买不到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既会产生矛盾，又可辩证统一。”“两山”理念的重大论断中就蕴含着矛盾转化观点。从拿资源换发展，经济发展由于没有考虑到环境承载能力，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对立的零和博弈，表现为矛盾的冲突，要让冲突转化为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和谐，需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化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决不是对立的，关键在人，关键在思路”。恩格斯认为自然对于人的活动是有其自身的反馈机制的，当人的实践和自然的规律相冲突的时候，人类的活动体现出的是对自然的掠夺和破坏，就会出现“大自然对我们的报复”的负面效应；当人的活动符合自然的规律时，人类活动体现出同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社会发展和自然生态的协调，自然就通过“生态回馈”来展现出来。因此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还是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性，通过转变发展理念，通过绿色转型和生态文明建设，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统一起来，使相互对立关系的矛盾就能够实现统一，激发生态环境的自然资本属性，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而得到生态经济带来的生态回馈，这就是“自然辩证法”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的时代延伸。

　　发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手稿中断处写到“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必然进一步发展为劳动者丧失财产，同时一切财产越来越集中在不劳动的人的手中”[14]。手稿虽然没有完成，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吹响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号角，恩格斯致力于推翻反生态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将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应用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领域，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必将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人类社会将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大贡献。资本主义制度缺陷的根源是社会化大生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是资本的增殖。这种逻辑之下，资本主义对待人类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的首要目的就是获取利润，而不是促进人的发展，资本异化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必将带来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各个资本家都是为了直接的利润而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地方，他们首先考虑的只能说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关于这些行为在自然方面的影响，情况也是这样。”[15]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性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不断的发展而日益显露，生态危机也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化和资本主义危机转嫁而成为全球性的难题。在恩格斯看来，提高人类活动的生态性，祛除资本异化对人和自然的影响，只有通过两大“提升”达到两大“和解”，才能实现促进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建立共产主义社会，通过完成社会革命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解，使人类的活动能够实现“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 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6]恩格斯所追求的是“社会重建”，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来实现人和自然的平衡。马克思主义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共产主义设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充分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实现生态制度建设向生态治理效能的转化，为全球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努力构建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巨大优势。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自然科学进行了历史的、现状的和理论的哲学分析与概述，构建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唯物主义基础，通过将辩证法规律复归到唯物主义之中，论证了作为自然界普遍规律存在的辩证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人类正确的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提供了科学基础，为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了实践路径。从自然中总结出辩证规律，通过辩证方法更加深刻地认识自然，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和“辩证”实现了统一。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资源，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哲学宣言，应当学习好领悟好，指导生态文明建设“中国方案”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