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农林牧副因地发展——《大寨崛起奠基人》连载23－乌有之乡-亚博app客户

　　第四篇　探索农村建设之路

　　一、农林牧副因地发展

　　张怀英作为一个解放初期的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他不仅仅是在考虑一个大寨，他顾及的是区、县的整体工作。回顾张怀英在担任区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的历程，可以看到他在山区农村建设方面的独到之处。

　　新近出版的《红色人物》一书从整体上介绍了张怀英一生做出的不平凡业绩，并作出结论说：“张怀英一生以人民群众利益为出发点，以共产党员的坚定党性，把毕生精力投身到了探索山区农村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实践活动之中，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

　　张怀英在战争年代带领民兵配合部队作战是内行，在和平时期统领一方执政有方。无论时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还是后来任地委书记，他都能对一区、一县、一地的问题关节点把握准确，总会使被动变为主动，对农业建设的指导更是如此。

　　张怀英22岁担任了昔阳一区的区委书记，一开始就面对着土改之后，如何解决农民的土地和生产问题。当时虽然进行了土地改革，但地主和一切剥削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就采取各种手段来对付农民。针对这种情况，张怀英就在一区范围内开展了除奸反霸的斗争，巩固了贫下中农的合法地位。如前所说，一区有个钟村，地痞流氓势力较大，工作不好开展，张怀英亲自到钟村蹲点，广泛动员贫下中农同反动势力进行斗争，使工作顺利开展。在安平、毛家沟也遇到同样类型的问题，都是通过动员群众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说理斗争取得了胜利。五年之后，张怀英担任了昔阳县委书记，当时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2年，昔阳县已经出现了东丰稔、白羊峪、下思乐、团里庄等几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而且这些合作社的出现，都是因为组织这些合作社的领导人积极参加生产而涌现出来的劳动模范，例如东丰稔的张贵样、白羊峪的王殿俊、团里庄的郑奎选等，他们要么是省级劳模，要么就是像王殿俊这样的全国劳模。在这种潮流下，陈永贵在大寨也以原来的互助组为基础，成立了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张怀英因势利导，使合作化运动在昔阳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从体制上为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使昔阳农民真正摆脱了地主的剥削，能够自食其力，掌握自己的命运。

　　为了说服全县的干部群众走上集体化的道路，防止党员蜕化变质，他着重对干部和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重点抓了两个反面典型：一个是西南沟村党支部书记毛钱祥。毛钱祥上台以后就认为当干部加班多、误工多、惹人多，不如干脆赶大车。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不领导群众搞互助，却把自己土改时分下的土地卖掉，又向政府贷了款，买回一辆马车，利用过去当干部时认识的人，跑昔阳，过阳泉，干起了运输活。没过几年，赚下一大把钱。他又买了地，盖了房，还得意地对人说：“再过两年，我就是腰緾万贯。”毛钱祥富起来以后，就有点看不起入了互助组的村里人。他公开提出和互助组搞竞赛，说看看是我优越还是你们优越。他白天在外拉货，晚上在家点上汽灯打扑克，还冲着加班干活的村民们大喊一声：“三把等一把，快来打扑克。”不少人都很气愤。由于精神空虚，毛钱祥就经常饮酒作乐，整天都是一种醉醺醺的样子。一次他酒喝得多了，还要去县城送石料，因拉货太多，牲口在爬东门坡的时候，拉到陡坡上拉不动了，车开始往回倒。大车从坡上翻下来，车摔坏了，马也摔断了腿，毛钱祥为了给牲口加力，被压死在大车下。毛钱祥发财梦没有做完，却演了这样一出悲剧。在毛钱祥放弃领导的几年中，西南沟村的两级分化发展很快。到1950年，全村152户中有23户出卖土地，25户出卖房屋和耕畜，有5户靠扛长工，打短工度日。

　　张怀英例举的第二个典型是南关村的党支部书记魏路全，原是李夫峪村人，旧社会流浪到南关给地主扛长工，20大几岁还是光棍一条。土改后魏路全当了党支部书记，分了房，分了地，结了婚。1948年，他把土改时分下的财产卖掉，同人合伙买了一套大车，做起了买卖。这年整党的时候，魏路全三个月没有开过一次会。张怀英为此找他谈过两次话，劝他不要忘本，还是要听党的话，好好工作，魏路全不敢在张怀英面前硬顶，却推辞说：“我没有文化，能力弱，不要说当支部书记，党员我也不想当了。”后来根据党的组织原则，魏路全被劝退出党。他不感到悲衰，却放出凉话说：“我的愁帽总算摘掉了。”可是到了1950年，魏路全因为买卖赔本，连马车带分下的土地、房屋一起卖了才还清，在南关无处安身，最后只好又回到了原籍李夫峪去定居。

　　全国解放以后，张怀英从昔阳县一区区委书记走上了昔阳县委书记的领导岗位以后，手中始终不放弃全县的大局和该抓的大事。当时昔阳县的大事是什么？就是领导全县人民使农、林、牧、付业全面发展。1956年7月5日，他在中共昔阳县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提出，只有农、林、牧、付业全面发展，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山区的贫困面貌。他指出昔阳县是三多三少，即荒山多森林少；水草多牧畜少；付业生产门路多实际收入少。为解决三多三少的问题，他抓了白羊峪、刀把口、大寨三个典型。白羊峪村在二万零一百五十五亩高山上栽种森林，己成林1700亩，其中还柱以上的材料1224000株，价值60万元；刀把口本着“繁殖为主，购买为辅”的方针，全社有好马22匹，骡5头，驴19头，牛23头，羊561只，猪65口，蜂44箱，蚕50席，鸡288只，虽然农业欠收，但每人平均生产总值72.5元；大寨以农为主，林、牧、付全面发展……，表彰了这三个典型以后，他还例举了库城等典型，总结了坚持合作化，路子走不差。他提出的是按部就班墨守陈规，还是走正路迈大步向合作化集体化前进，这是我们能不能改变中国农村贫困面貌的分水岭。他在后来一次会上例举了几组数据，说1949年全县人均收入20元；1955年人均收入32元；1956年全县人均收入37元。这就说明了合作化给全县人民带来的优越性。昔阳工作能不能搞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抓得就是要搞好农业。农业生产能不能搞上去，粮食能不能过关，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提高，这是考验一个领导者工作好坏的重要标志。他上任之初，昔阳的农业基础很薄弱，粮食产量很低，因为当时还没有优良种子和化肥，昔阳的主产玉茭亩产只能打100多斤。在这个基础上提高粮食产量只能是进行土地加工和搞好田间管理。万丈高楼从地起，抓农业只能从这个基础抓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