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探寻知识分子的出路－乌有之乡-亚博app客户

　　一、 芙蓉镇——传统与现代矛盾中的江南小镇

　　故事的发生地——芙蓉镇，是一个传统思想和要素正在瓦解、现代化尚未完全建立的小镇，这座江南小城映射着传统与现代、固守和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芙蓉镇的角度看，影片的主旨可以理解为“历史、革命”。

　　从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上看，芙蓉镇四面环水、幽静怡人，仅通过几座桥与外部世界相连，呈现出古色古香的原生态风景，当地的“拱桥”是电影中反复出现的、对剧情发展起到重要作用的物象。从小镇居民的关系上看，芙蓉镇与中国大多数乡村、小镇一样，是一个熟人社会，镇上的常住人口彼此熟悉，所以当陶慕侃带着萧涧秋第一次走上芙蓉镇的街道时，就引来了当地居民的注意和讨论，人们对他的身份展开猜测。从更深层次的居民心理和思想意识上看，芙蓉镇仍处处表现出传统、封建的特点。萧涧秋出于同情屡次帮助文嫂和两个小孩，其中关键的一点是他解决了采莲上学的问题，这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却在当地招来了流言蜚语——采莲被骂“有一个野爸爸”；后来，萧涧秋与陶岚的爱意逐渐显露，镇上的居民便将三人分别比作“江湖落魄者、孔雀、野鸭”；更有钱正兴作为萧涧秋的同事，为了自己与陶岚的婚姻可以成功而写打油诗、到处造谣甚至劝学生不要去教室上课；当文嫂迫于舆论的压力上吊结束了生命，人们对她的评价又瞬间变为了“正派人”“守节者”……空间闭塞、思想保守、人言可畏，正如陶岚所说“质朴里面藏着奸刁，平安的下面浮着纷扰”，芙蓉镇正是当时中国传统社会的缩影。但是，一些新的因素、新的气候也在芙蓉镇兴起，这座江南小镇正接受着现代化的冲击。例如，三民主义已经传播到了小镇里，并引发了以陶慕侃、方谋、钱正兴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们的热烈讨论，甚至衍生出“人应当信仰什么主义”的问题，这显然为芙蓉镇注入了时代的新要素，展示出其开放的一面。另外，萧涧秋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杂志——《新青年》不仅可以作为芙蓉镇打破传统的表征，也是萧涧秋与陶岚之间深入交流和探讨的媒介之一，是两人之间建立起志同道合的友谊、心心相惜的爱情的重要推动力，这些均说明新的思潮传播到了芙蓉镇，并能够引起当地知识分子们的关注和讨论。新鲜时事能够触碰到芙蓉镇，它并不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相反，这里孕育着改变，革命的潮流已经对其有所冲击。不过，总的来看，芙蓉镇所体现出的传统因素仍然要多于现代感，它正处在变革期——传统已经开始解体，但是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群体，尚未波及到广大群众和社会层面，所以，现代化并没有在这里完全建立起来。萧涧秋本是来芙蓉镇寻求精神的家园，却“陷入了是非的漩涡”，最后毅然离去，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他大抵是去更广阔、更激进的环境中寻找新的精神出路了。

　　影片截图1：萧涧秋初到芙蓉镇

　　影片截图2：萧涧秋在芙蓉镇街道中被关注

　　影片截图3：萧涧秋的朋友从上海寄来《新青年》

　　二、 知识分子——解构与重塑矛盾下的“新人”

　　故事的核心人物是知识分子，他们在经历了彷徨和迷茫之后，选择投身时代洪流去追求理想。主角萧涧秋与陶岚、文嫂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是知识分子与传统势力、解构传统思想与重塑现代社会之间的矛盾。从萧涧秋和陶岚的角度看，影片的主旨可以理解为“发展、新人”。

　　萧涧秋自喻为一只孤雁，他追索、孤独、具有反抗意识，在影片中的人物性格几经转变。初始，作为知识分子的他来到芙蓉镇以摆脱外界纷繁的现实、寻找宁静的内心世界。“芙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植物，以此为名，芙蓉镇也被赋予了世外桃源、精神栖息地的涵义。萧涧秋之所以来到芙蓉镇教书，一是应老友陶慕侃，也就是芙蓉镇中学校长的邀请；二是为了给四处漂泊、茫茫然无所寄的身体和心灵一个归宿。萧涧秋“跑遍了中国南北”，却始终没有发现自己的安放之地，反倒“对城市的生活有些厌倦了”。初到陶家的时候，陶岚向他请教做人的知识，萧涧秋的回答却是：“做人的知识，我还不知道到哪去学呢！”在一桌人吃饭喝酒、谈论起三民主义之时，萧涧秋就对方谋、钱正兴和陶慕侃说自己不信仰任何主义。这些话既是客套和礼貌之辞，也是他茫然、彷徨、空缺之心境的反映。电影虽然没有描述萧涧秋来到芙蓉镇之前的生活，却从言语、回忆、弹钢琴等多方面传递出一个略有消极、甚至逃避的青年形象，与此同时，萧涧秋来到芙蓉镇不是“度假”，而是教书育人，“用教育医治万万人”，这又可见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尽管内心彷徨、有所逃避，但他没有丧失同情心和同理心，仍然保持着正直、善良的本心。面对丧偶的文嫂，他竭力相助，既是出于对已故老同学李文豪的敬意（李：考取黄埔军校，攻打惠州时阵亡），也是他对文嫂一家的同情和怜悯所致，此处的文嫂可以看做是弱势群体的代表。萧涧秋每次对文嫂家做了一点事之后，脸上都会出现如释重负的神情，他将知识分子的热情和抱负部分转移到了对文嫂及其孩子的帮助上，仿佛是在尽某种义务和责任，这也是他缓解郁闷、寄托心灵的一种手段，是他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方式。随后，萧涧秋对文嫂的帮助引来了镇上居民的非议，这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他面临着不被别人理解和支持和状况，从“我简直不敢去了，社会上的闲话太多了”到“我这样不清不白地走，不是更要惹人笑骂吗”，萧涧秋的反抗意识得以体现——尽管流言蜚语不止，但他仍然坚持帮助文嫂，坚持带采莲上学，不顾流言中伤和世俗偏见，他用实际行动向传统思想宣战，这是知识分子的良知所在、勇气所在。后来，文嫂的小儿子阿宝因病而死，萧涧秋劝其改嫁，但传统的思想禁锢着文嫂——寡妇当守节。为了“从根本上解救文嫂”，萧涧秋决定娶其为妻，从他自身的角度看，这是他同情心发挥到极致的表现，也是他反抗传统意识的举动，但是文嫂迫于旧思想和舆论的压力选择了自杀，这让萧涧秋自责“我没救活她们，反而害死了他们”，也让他重新思考未来的去向。最后，萧涧秋决定离开芙蓉镇这个“是非的漩涡”，投身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他终于停止了徘徊，或许是因为他发现芙蓉镇并不是世外桃源，并无法满足他的需求和理想；又或许是他明白，仅仅帮助一个文嫂是不够的，要解放更多人、更多家庭，而这需要整个社会层面的革命，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不应居于一隅，而是要投身革命潮流，在其中发挥作用。

　　影片截图4：萧涧秋在前往芙蓉镇的船上

　　影片截图5：萧涧秋与陶慕侃等人讨论所信仰的主义

　　影片截图6：萧涧秋弹奏《徘徊曲》

　　影片截图7：萧涧秋与陶岚就萧娶文嫂为妻一事的谈话

　　影片截图8：学生王福生辍学

　　影片中的文嫂是可怜的、可悲的。作为传统社会中的典型妇女，影片中甚至没有提到她的全名，而是一位依附于男性、家庭的人妻、人母。丈夫过世为她的生活增添了更多悲调，面对两个年幼的孩子，文嫂独自一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萧涧秋出于同情给予帮助，但是传统思想的禁锢、四起的流言让这种帮助也成为一种负担，加速了她的崩溃。小儿子离世后，文嫂上吊自杀，她死于传统，但与此同时，她的死，也昭示着传统的衰落和瓦解。

　　影片截图9：萧涧秋与文嫂一家

　　与文嫂相对立的角色是陶岚，她是一位进步的女性知识分子，也是影片中另一位“新人”。因为别人说女孩子学不好数学，她就去学理科；因为看到穷人受苦受气，她就立志做一名律师为穷人辩护；她还对哲学、教育等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接受过现代教育、受到过新思想熏陶的陶岚自然与萧涧秋有精神共鸣，他们之间的爱情也是基于精神相通、灵魂契合的爱慕之情。影片中，陶岚的形象与芙蓉镇的世风格格不入，她独立有想法、不屈服于哥哥和母亲的权威、敢于追求理想和爱情。但是，在跟随萧涧秋出走之前，陶岚自喻为“笼子里的小鸟”，她说“没有什么人管我，可我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外面的世界什么样子，我一点不知道。我恐怕是飞不出去了。”字面的意思是无法从物理意义上走出芙蓉镇，更深层的意思是从精神上无法冲破牢笼、走向自由和理想，在萧涧秋到来之前，芙蓉镇里没有能与陶岚志趣相投的人，在这个传统已经逐渐瓦解、新思潮陆续渗透的小镇里，陶岚的处在进退两难的困境里，只有萧涧秋的到来才让她自如地表达、勇敢地出走，他们是肩并肩的知识分子、革命斗士。更值得探讨的是，陶岚是一位女性形象，这样的安排既可以和文嫂这一传统的妇女形成对比，也从侧面反映出芙蓉镇的保守风气正在衰落，萧涧秋在起初尚存迷茫和逃避之心，但陶岚自始至终都表现出渴望学习、追求进步的态度，与文嫂截然相反，她没有受到爸爸、哥哥等传统意义上“男性力量”的压制，正说明芙蓉镇已经开始走向蜕变、即将步入现代化，一场社会革命、思想革命已经悄无声息地发生了。

　　影片截图10：陶岚随萧涧秋“投身于时代洪流”

　　三、 由小说《二月》改编而来，历史永远是当代史

　　影片截图11：影片开头

　　柔石于1929年完成小说《二月》的创作，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表现形式，基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作者经历进行描绘和处理。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动、大转折，广大青年被唤醒，思想启蒙和个性解放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理想给他们以希望，现实还人们以苦闷，青年们仍然在苦苦寻找出路——个人发展的问题萦绕心头，青年应该向何处去？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制造了“四一二”惨案，开始了更加野蛮残酷的反动统治，革命面临低谷。严酷的现实再次给青年知识分子们抛出了一个问题——出路在哪里？他们徘徊四顾，不知所去。柔石的《二月》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完成的，也反映了作者本人的迷茫心态。尽管《二月》里的故事发生在大革命前夕，但是其中知识分子的茫茫然不知所向可以与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形相呼应，柔石利用时空的错位，将个人和时代的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是对当时的“历史”的叙述。

　　时隔三十余年，《二月》被改编为电影，并更名为《早春二月》，一个“春”字仿佛象征着希望、未来，但“早春”二字却更突出了乍暖还寒的涵义，平添一股“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意味。电影的创作是对原小说的又一阐释和解读，其中最大的改动是萧涧秋在结尾的心理状态。在小说中，萧涧秋虽然也离开了芙蓉镇，但整体基调是低沉的、感伤的，他“仍是两月前的一个故我，继续孤零零地徘徊在人世间”，又回到了来芙蓉镇之前的心理状态。电影还原了萧涧秋称自己要前往女佛山的情节，根据文献考证，女佛山可能是普陀山（位于浙江），但小说中的他并未真正去山寺，而是去到了上海。而在电影中，萧涧秋离开芙蓉镇是为了“投身于时代的洪流”，整体基调是昂扬的、积极的。如果说小说的结尾，表达了作者对萧涧秋这个角色的中性态度，没有表扬、没有谴责，只是中肯地描述出当时的知识分子茫然、彷徨的一面，那么电影的结尾就带有了极强的情感倾向，将萧涧秋塑造成一个有志于革命、心系天下的热血青年，是基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时代特征对这一角色进行的二次塑造。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之后，1961年6月，中宣部和文化部同时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史称“新桥会议”。会议召开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国文艺届迎来了继“双百方针”后又一次短暂的政策调整期和活跃期，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谢铁骊《早春二月》的创作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由此，二次创作中将小说中性、低沉的氛围改编为积极、高昂的基调也就带有了特定时代的色彩，刻画出知识分子的恻隐之心和人格情怀，彷徨的心态自然有过，但最终发现，只有汇入广大人民参与斗争才能济世救民、实现理想。

　　影片截图12：萧涧秋离开芙蓉镇

　　小说截图1：萧涧秋离开后的来信

　　从小说到电影，二度创作中所融入的时代因素再次印证了“历史是当代史”。站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中国，叙述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历史，而这一历史是从小说中来，至于小说从何而来、经过了多大的加工和处理，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大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观看和思考这部电影，既是了解2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困境和茫然，也是从中发掘60年代的时代特征和创作环境，更是给当下的我们——新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们，寻找出路和指引。

　　中国社会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既意味着无尽的希望，也昭示着未知的前路，正如总书记所说，“我们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但是仍要跋山涉水”。不论何时，知识分子都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量。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青年知识分子应当扎实学习本领、胸怀远大理想、不断刻苦奋斗；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本身也是第一次亲历这样的时代变迁，在现代化的车轮滚滚向前的时候，他们（或是“我们”）也必会经历思想上的困惑期和迷茫期，也必会反复问自己“青年人的出路在哪里？知识分子的未来在哪里？”如何平稳地度过这样的处境，小说《二月》和电影《早春二月》给出了两种答案，是再次回到迷茫中去，还是坚定走入时代的大江大河里随时代沉浮，我想，当代青年应当坚定地选择后一种方式，正如影片中的萧涧秋一样，尽管在茫然、消极的日子里来到了芙蓉镇，但并不是前去归隐，并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从事教育事业，并用他的悲悯之心救助失魂落魄的文嫂一家；尽管小镇的流言、文嫂的死、王福生的辍学让他不堪重压，但离开芙蓉镇的他是前去投身革命、拯救更多人。当下的知识分子也应当有此般担当，彷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蹶不振，要积极投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哪怕只是一粒微沙、一颗碎石，也要随时代而动、应时代而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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