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双双》：从李双双到李双双们－乌有之乡-亚博app客户

　　01

　　从喜旺嫂子到李双双，从李双双到李双双们

　　随着一阵欢快的音乐，一位中年妇女出现在荧屏上，在一天的劳动后她自然地走向路边的小溪洗起了衣服。这时，一名中年男性走到桥边，将肩上的脏衣服丢给了河边的妇女，他们相视而笑，而二人间的关系也由扔衣服这一动作得到了定义。这是喜旺与“喜旺嫂子”在荧屏上初次出现的场景。

　　电影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李双双的称呼都是“喜旺嫂子”，而喜旺自己则称她为“屋里的”“小兰她妈”等等，在大家的眼里，比起李双双，她更是一个男人的媳妇、孩子的母亲，唯独缺少了她自己。

　　而随着电影继续，我们可以看到：她在看到孙有媳妇偷拿公社木头、大凤摘棉花不干净时会选择站出来直接指出，在面对自己的丈夫喜旺做的一些侵害集体利益行为的时候也毅然决然选择举报，这是她大公无私，甚至有一些“不留情面”的一面；同时，在与孙有媳妇吵架后，她仍然热心地关心孙有女儿的婚事，在指出大凤摘棉花的问题后，她又不顾炎热帮她摘干净，这是她落落大方、淳朴善良、热心肠的一面；在与喜旺的相处中，喜旺曾多次被迫“离家出走”，而双双又在喜旺回来之后热情地迎接他，且从喜旺的“鞋子没旧过”也可以知道双双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此外，双双更是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女性，在看到队里工分记录不合理之后，立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也得到了喜旺和队里其他人的认可，这也是从“喜旺嫂子”到“双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李双双》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我们可以看到，李双双背离了传统的一味顺从的女性形象，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与自己的思想，能够勇敢、大方地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同时也具有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有一些“不留情面”的大公无私、大度、善良、能干等等。

　　而她身上的这些品质，是那个时代下更多女性的美好品质的缩影，且也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在《李双双》的原著小说《李双双小传》的后记中李准如此写到：“我在农村工作劳动中，遇到过不少这样的新型妇女，她们的风格是那样高……”可以看到，李双双的形象是在当时的社会中真实存在的。回想那个年代——正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的年代，尽管这时候还存在妇女权利的缺失和家庭方面的压力，但是也开始有男女平等的口号，农村妇女也普遍参加了社会劳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妇女解放，因此诞生了一大批“李双双”。而“李双双”的形象也是当时国家非常推崇的，在当时《李双双》获得百花奖时郭沫若题词道：“人人竞学李双双”。而具体学什么呢？从时代强音、最方便表达的层面，就是题诗所说的“集体精神”: 大公无私、敢想敢说。大公无私的品质在推行公有制的时代是非常必要的，并且人民公社的维护也需要大家的大公无私。

　　因此，从李双双到李双双们，不只是时代里已有的李双双们，更是对产生更多“李双双”的美好愿景。

　　02

　　影版《李双双》在小说基础上的发展：对“李双双”的两次艺术塑造

　　1960年，作家李准在《人民文学》（1960年第3期）发表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小说以女主人公李双双为中心讲述了“新社会”与“新人”的生活。1962年，鲁韧导演、李准出任编剧以小说《李双双小传》为蓝本改编的电影《李双双》上映，电影一经上映便大获成功，并以电影为基础创作发展出多部戏剧，可以说电影的艺术价值与影响力甚至超越了原著本身。

　　《李双双小传》的作者李准的创作素以能及时反映现实著称，其每部作品或多或少有一个清晰可辨的政策主题和宣导方向，而这样的写作方式固然是紧跟形势，可当一个时期的政策导向失败时，李准作品中跟随且鼓吹形势的文字也便显得不那么合适了。

　　而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影版和小说版《李双双》的故事主要线索差异中看出：在《李双双小传》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线索便是关于修建公共食堂，而在影版中关于公共食堂的相关情节皆是无影无踪了，且替换成了“记工分”。

　　作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的两个典型政策，公共食堂和记工分的区别在哪里？公共食堂更多体现的是平均主义，而记工分则更多体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的原则，尽管记工分也存在如影版中李双双指出的有一些记录混乱等的问题，但是这一制度的弊端是远远小于公共食堂的。在李准写作《李双双小传》时，公共食堂仍在人民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电影开拍前国家政策突然变化，全国的公共食堂被取消，因此剧情的主线由开拍时全国还在盛行的工分制度替代了。由此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我国的文艺的主旋律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

　　在《李双双小传》中，作者对情节的设定更倾向于：政治变革推动了李双双的进步，而她的进步又进一步波及到了周围的人身上，而在电影版本中，第一部分的情节被弱化，李双双从一开始出现便已经是一个有些“泼辣”且不那么顺从的女性了。并且，在影版李双双的身上我们可以明显地体会到她身上带有的多重象征：首先是能干、淳朴的农村妇女形象，再者是具有独立思想和集体精神的大公无私的公社社员，在当时的语境下，这其实就是一种传统与现代（集中体现为集体精神、革命性）的综合体，而也正是这种有机的结合，让这部电影在当时能够受欢迎——对于大部分群体来说都是可接受的，并且也是一部主旋律作品，具有积极的效应。

　　此外，我认为电影与小说的表达很不同的一点在于：电影是通过影音来传达，因此能够从视觉、听觉等多方面进行信息的输出，而小说的输出方式则较为单一。在影版《李双双》中，李双双身上双重的象征可以通过不同的空间很直接地传达出来——在家里的时候更多是能干的妻子和母亲形象，而在开放空间中，李双双表现出来的更多是更具有现代性的品质。并且，电影在农村真实的取景也会让整个故事更具真实性、更贴近生活，再配以合适的音乐，就可以完成情绪的有效表达。

　　艺术从来都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这一点其实无论是在小说版还是电影版中都可以得到体现，但是相较而言电影版进行了一些优化与修改，且有更多样的表达形式，其用更加符合潮流的故事线索进行叙事，生动展现了那个时代下的农村全景，又赋予了新、旧的一些冲突与对“旧”的改造，传达出了那个时代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在葆有艺术性的同时也担负着政治教育方面的使命，因此会更加经得起时间的挑拣。

　　《李双双》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03

　　从不同时代看李双双

　　（1）当时的视角：“乡土”社会的隐忧与憧憬

　　第一个隐忧是当时时代下青年出走的问题，青年向城市流动的趋势与乡村建设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形成了一个困境。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版的《李双双》，故事都架构在农村中，而这时候的农村实际上和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经有一些区别了，更加传统的乡土社会应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而在电影版里我们可以看到桂英的父母想要桂英在城市里找一个伴侣并去到城市。城乡差异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显现，农村原本的模式被打破，更多的人想要进入城市，并且也有更多的父母希望家里的青年能够去到城市，他们心中开始萌生对城市优越的物质享受和生活境遇的渴慕，而这些渴望无疑会对乡村建设劳动生产积极性产生打击。在电影中，农村的生活氛围被塑造地颇具生活气息，且生活节奏简单明快，也是在这样的情景下，桂英最终还是选择了农村里的二春，而这其实也是电影传达出的一个美好的愿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农村继续进行建设，特别是像桂英这样的能够拥护革命且有一定知识的知识分子。

　　第二个隐忧是公共生活对家庭生活的可能干扰。在电影中，公共生活基本上是围绕当时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进行的，因此公共生活在当时的语境下更倾向于先进的革命状态。李双双从电影的开头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思想先进的形象了，而在喜旺还没有这么先进的认识的时候，他们在家庭生活中会存在矛盾，这也直接造成了喜旺的几次离家出走。而这一问题在当时的时代下其实并不是个例，传统思想和先进思想同时在一个家庭中出现会带来冲突。在电影里，导演与李准给出的答案是让思想较为先进的一方逐渐潜移默化思想落后的一方，且村里也会有一些引导与教育，从而使得村民乃至更大群体的整体思想水平都有所提升，进而化解在公共生活与家庭生活中的矛盾，使二者更为和谐、相辅相成。而这样的答案同样也是他们传达出的美好愿景。

　　最后一个是关于乡村干部能否起到较好的带头作用的隐忧。在电影中出现了好几名村干部，有大力赞扬李双双贴的关于工分的建议的大字报的村干部，也有用自己干部身份谋取私利的金樵。而在设置这些具有同一身份却做着截然不同的事情的人的背后其实就隐含着导演与编剧对于当时时代下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作为干部本应该大公无私地带领村子变得更好，却总有些人以权谋私，而这其实也是一个一直以来都存在的问题。在影片中，李双双直率地指出了金樵的问题且向村里进行了举报，这是在当时对于这一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当今信息变得更加明晰、有迹可循的时候，举报有时候甚至变得举步维艰了——因为举报有可能会得到报复。因此，李双双的直率与勇敢也是一种美好的憧憬。

　　《李双双》海报 （图片来自互联网）

　　（2）现代的视角：永远的李双双

　　1、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在看完《李双双》后，有些人也许会不自觉地将她定格在那个时代——似乎在当今时代，这样的性格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且不谈论“应不应该”的规范性表述，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当今时代，“坦率”的成本相对提高了——这里我所提到的“坦率”指的是李双双在电影里表现出来的敢于与很小的不公斗争、敢于举报不公的行为的这种正义感。现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似乎都无所遁形，并且由于社交媒体的存在，有一些言论与行为甚至会被无限放大，进而被无限讨论，即使可能本来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也会掀起很大的风波。如果是现在我们去为了一件很多人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纠结，在很多人看来似乎都是一种执拗、没必要，而在舆论的压力下很多时候也只得作罢，因而李双双身上非常宝贵、闪耀的坦率的正义在当今来看反而可能是她被舆论所扰。并不是我们不再需要，而是很多人都望而却步，不想因为所谓的“小事”让自己承受舆论，甚至是铺天盖地的、无谓的舆论。

　　“这有什么好纠结的”“多大点事啊，心眼真小”……诸如此类的话语其实在电影里也出现了，就连一开始的喜旺也不明白双双为何要和孙有媳妇为了几块木板吵架，而这真的是“小事”吗？放在当时，如果每个人都从公社顺走点东西，那么没有顺走东西的、遵守秩序的人就会遭受损失，而在现代也是如此，很多时候这种“坦率”都可以更好地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比如有的商家不承认自己发放的优惠券，或是收了所有菜的钱却没有上某个菜，还认为维权的顾客是在小题大做等等，而在这时周围的“恶魔低语”们不知摧毁了多少维护这些“非必要”的勇气。

　　而当看到电影里勇敢站出来打击不公平的李双双时，相信有很多人都会备受感触，而随着时间流逝，这种感触甚至并不会消失，而是会有“历久弥新”之感。我认为，正是这种根植于现实生活且几乎是跨越时代的生活场景的人物形象才更具有永恒性，这是与在架空的情境中设置的人物完全不同的。因此，李双双的永恒性一部分体现在其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在我们身边时常发生的类似场景中，她具有很多人不具有的勇气，而这份勇气也会从荧屏的传播中激励到更多的人。

　　2、永恒的话题：妇女解放与女权

　　在讨论《李双双》时，曾有人用“女权电影”来评价，而实际上，《李双双》应该是一部关于妇女解放的电影。的确，现在关于“女权”的话题在社交媒体上吵得愈演愈烈，引发过很多的冲突，因此我认为需要辨析一下“妇女解放”与“女权”。我们通常认为妇女解放更多是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而女权更强调女性的权利。实际上这两者都是源于之前女性权利存在极大缺失的现实情况，而不同的是，妇女解放不仅关注女性，也关注到男性，更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与平权，而女权相比之下更关注女性的权利。

　　在电影中，导演选择用对李双双的称呼变化来体现她的社会性身份——这是一个明朗却又隐晦的方式。一开始的“喜旺嫂子”、“小兰她妈”，李双双的社会身份更多是妻子、孩子的母亲，而在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特别是李双双参与社会生活——写大字报之后，大家对她的称呼逐渐变成了“双双”，这正是大家认证了双双作为主体、可以代表她自己的社会性身份的体现，而能够参与政治生活也是妇女的权利的体现。诚然，在电影播出的那个时代，妇女的权利与义务实际上还是存在很多不对等，但是相较于之前已经有所改善，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时期的成果我们是绝对不能否定的。并且，在电影中也体现出了思想先进一些的双双对于喜旺及其他村民们的影响，妇女的社会影响力也有所增加，电影中的男女关系实际上也是比较轻松、平等的，因此这更是一部妇女解放的电影。

　　而电影里传达出的这种妇女解放对于今天来说其实是非常引人深思的。现在网络上存在的一些较为极端的女权往往会掀起两性对立，这实际上对于所有的群体都是有害的——会使得一些女性对于合理权利的诉求更难得到回应，且使得一些男性的权利也受到影响。女权的说法在之前两性权利存在极大不对等时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由于的确存在较大的不公平，因此可以更关注某一个群体，而时至今日我认为我国的两性间不平等已经没有那么大的差异，我们更需要的是平权，而不是需要关注某一个群体而忽略另一个群体的运动了。但是，由于公平本身就比较难定义，因此追求公平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也可能会一直在路上，而这条路并没有明确的导航，可能会存在迷途，而类似《李双双》的妇女解放题材电影，对于现在的、以至于未来的时代都是具有价值的。

　　我想，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所有的群体都能够有平等的权利，并且都可以过上更加和谐、平等、幸福的生活。

　　影片最后，伴着欢快的音乐，说着“我们先结婚，后恋爱”的喜旺坐在田埂的树下欢快地笑，向桂英和二春夸赞双双“如今变得可聪明可能干了，就连人也变得漂亮了”，在双双过来之后，两人一同打趣桂英和二春，这对年轻的情侣一同大笑着跑向远方，留下喜旺双双互诉衷肠：

　　“你是变好看了。”

　　“你不也在变嘛。”

　　画面随即切换到向远方奔跑着的河流——所有人都在努力生活、携手奔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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