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毅《毛诗论札》：(12)探索者的心灵世界——解读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诗词－乌有之乡-亚博app客户

　　一、从军事家诗人到政治家诗人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毛泽东本人从此不仅是一党领袖，而且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的诗词创作也进入了一个全新阶段。对毛泽东来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或“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他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不能不影响着他的诗词创作，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基本主题。

　　毛泽东是集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诗人等多种角色于一身的文化巨人，各种角色各有自己的特质规定，而又密切相连、不可分离。对于诗人毛泽东来说，战争年代军事家才略触发了他的战斗诗情，和平建设年代政治家的才智则引出了他的一系列诗思。当我们阅读从1927年秋收起义到他1976年离世前的诗词创作时就不难发现，夺取政权阶段他是一位军事家诗人，夺取政权后他则成为了一位政治家诗人。军事家诗人与政治家诗人比较，有诸多不同，比如：

　　其一，创作主体心态不同。军事家诗人在战争紧张状态下突发诗情，其创作肯定是紧扣现实，大都是即事即景的抒情之作。政治家诗人则不然，其诗思出自国家发展、长治久安的思考，既从现实出发又放眼未来。因此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功与失误也对诗词创作产生着影响。

　　其二，创作主体面临的环境不同。军事家诗人长期在农村广阔的自然环境里在马背上哼诗，自然山水在其诗词中大都是具体呈现。政治家诗人工作在办公室或相当于办公室的场所（火车、飞机、旅馆、会议厅）里，他的诗思突发在读书报、批文件、开会、接待外宾等活动中，他的诗词人事内容增多了。当然他直接接触自然的机会并非没有，但在重要的诗词内常常又是某种理念的体现。

　　正像军事家毛泽东与政治家毛泽东难以分开一样，军事家诗人与政治家诗人也有相通之处。在他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诗词中，诗人的自我形象很多地方像全国人民的领袖，但在有些地方则更像三军统帅，他笔下的正面人物形象个个也都以战士姿态出现，这些应该是这位政治家诗人的又一特征。把握了以上诸点，我们就抓住了开启这位领袖诗人心扉的钥匙。

　　二、探索路上的诗兴

　　毛泽东说过，写诗要有诗兴。诗兴即灵感，灵感缘何而来？对于军事家诗人毛泽东来说，当他骑在马背上，或躺在担架上，面对生死紧张关头却有诗的灵感产生，这是因为战争环境使他那敢于挑战与应战的英雄豪杰人格理想得以实现。和平建设年代则不然，作为开国领袖，毛泽东的坚定理念是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他认为所从事的活动体现了这种理念时则有诗情产生。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长夜难明赤县天”）是国庆一周年写的。1950年10月3日晚，参加国庆一周年典礼的150多名少数民族代表云集中南海怀仁堂，观看几个民族文工团联合演出，毛泽东邀请坐在前排的老诗人柳亚子填词记盛，并说他再和一首。陈晋指出：“让人作词，主动要唱和，这在毛泽东的诗人生涯中，恐怕是唯一的一次。”此说很发人深思。为什么此夜毛泽东的诗兴如此之高呢？有论者指出，在描写新、旧社会对比的诗词中，以毛泽东这一首为最好。的确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于中华民国之处很多，最突出之处应该是结束了国民党空喊“五族共和”的历史，实现了真正的民族平等和团结。这首词是从“人民五亿”角度来看共和国成立意义的。过了几天柳亚子主动写了一首《浣溪沙》，主旨是高度赞同毛泽东确定的倾向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政策。一个月后朝鲜战场初战告捷，毛泽东又和词一首，把柳亚子的政治态度当作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去考虑。他用了战国颜斶说齐王的典故。颜斶是士阶层的代表，相当于后来的知识分子，齐王是当权者的代表。自古以来这两方面难以有统一和谐的步调，可谓“矛盾廓无边”。毛泽东刚进城时担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共产党选择的外交政策不理解，读了柳词就放心了，而且从中看出深远的历史意义来，那就是两千多年来当权者与士阶层的矛盾在新中国解决了，真是具有“一开纪新元”的划时代意义啊！一切变化缘于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诗人兴会更无前”也是因此而发啊！

　　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填了一首《浪淘沙》。词的上片写景，“打鱼船”是画面的中心，为什么作这种安排？最后一句“换了人间”应当不是指五年前新旧政权的更替，而是指全国正在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以新的生产关系代替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全国大范围确立，这才是“换了人间”的全部内涵。毛泽东在下海前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过：“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就要来到了，我们到有潮水的地方去。”这样，“打鱼船”在浪中前进就有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象征意义，在风浪中前进也显示着诗人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不管作何理解，诗人借此景所抒之情与当时他领导的“一化三改”有关，否则他不可能发出有点与魏武较量意味的豪语。

　　1955年是毛泽东情绪特别好的一年。他对农民在合作化运动中爆发出来的热情特别兴奋，运动的顺利也出乎他的预料。这年夏天他在杭州写了三首游山诗，10月又写了一首《七律·和周世钊同志》，这些诗都表现出难得的闲适之情，是诗人轻松愉快心情的反映。

　　1956年6月他三次横渡长江并写了《水调歌头·游泳》，1957年他与林克谈话时特别提到这首词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林克是把这首词与其他三首不易理解的词列在一起当作疑难问题向毛泽东请教的。理解这首《游泳》的难点在哪里呢？应当是上片最后两句“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上。一般认为这是借孔子的话来勉励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全中国人民。这种见解也说得过去，但是又未免有些简单化。在社会主义高潮中的毛泽东怎样看待孔子呢？1955年毛泽东在他编选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一个材料批示中曾说过：“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他是坚信自己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要高过孔夫子的“事业”的，如果在这首词里让孔子出场去勉励当代人，不符合毛泽东善于挑战的心态与性格。我认为这里有调侃孔子的意味在内。诗人在风浪中作万里长江横渡，你孔夫子站在岸上感叹，岂不是“闲来无事江边站”，何不也下来弄“潮”呢？在1955年7月30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毛泽东批评说：“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摆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党内一些同志在发展速度上持稳健态度，提出“反冒进”的主张，毛泽东不满意，后来又有所谓“反反冒进”的当面警告。联系毛泽东在建设速度上的态度，再看词中让孔子出场感叹时光太快，就不能是原封不动地搬用，借调侃孔子来表达他的现实心情的味道是明显的。根据以上理解，《游泳》一词应该讲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问题。

　　基于对社会主义建设速度必须加快的认识，到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确定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读到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江西省余江县根治消灭血吸虫病的长篇报道后，毛泽东兴奋得睡不着觉，连夜写成《七律二首·送瘟神》。为什么这一夜他的诗兴大发？就是因为消灭血吸虫病符合总路线精神。这首诗虽从血吸虫病造祸百姓写起，可第二首的前六句全是写改山治水的事，与治血吸虫病并无直接关系，不过是借治血吸虫病表示他对全国建设形势的期待。早在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就发出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10月9日又作批语：“愚公移山，改造中国”。从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兴起了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之风，“向地球开战”成为时兴的口号，当时大家都认为这就是干社会主义。这就是《送瘟神》第二首重点反映的一段历史。诗人是把血吸虫病当作“一穷二白”的中国落后面貌的代表来写的，这种落后面貌又只能靠领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六亿人民苦干来改变，这就是说要靠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写《送瘟神》时爆发如此高的诗兴，应当与毛泽东觉得已找到一条加快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方法有关。平心而论，靠发动群众兴修水利，在那个生产力落后的年代还是有效的，但炼钢铁这种科技含量甚高的生产也靠发动群众去搞，就只能得到一堆烂铁了。

　　坚持自下而上靠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得到的经验，1959年6月所写《到韶山》一诗对此作出了最好的说明。离开故乡32年，一旦回来，该有多少往事从脑海中浮现出来啊，但毛泽东想到的却是32年前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轰轰烈烈的场面，歌颂农民运动所创立的“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千古奇勋，最后笔锋一转：“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把在农田中从事劳作的普通社员称作“英雄”似有点抬高，但在毛泽东看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过去夺取政权靠他们，今天搞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靠他们，这是合乎他的革命逻辑的。

　　写完《到韶山》5天后，毛泽东为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到庐山，遂有《七律·登庐山》之作。这首诗可看作接着《到韶山》最后两句写的，完全是出自对“三面红旗”的坚信而抒发的豪情，然而心态却不相同。前一首是“喜看”，这一首是“冷眼”向洋即“横眉冷对”，“向洋”当然不是针对国内而言，应当指国外，主要针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中苏出现意识形态的分歧始于1958年7月，苏联领导人向我国提出的有损我主权要求被毛泽东拒绝后，背信弃义地采取了破坏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就在写《登庐山》的上个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两国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还应当指出，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制定的“三面红旗”持反对、怀疑的态度，也挫伤了他的自尊心。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时对我方指手划脚，遭到毛泽东的抵制。赫氏走后三个月之内毛泽东写了三首《读报》诗，后又续写。在这些诗中赫氏以凶神恶煞面目出现，毛泽东怒斥其“涂脂抹粉上豪门”的投降立场和“列宁竟撇头颅后”的叛徒行径。《读报》诗引出了诗人系列反修诗词创作。这里有对妖魔鬼蜮的痛斥，有对社会主义新人的期待和描述，有对理想人格境界的追求和理想社会的设想。

　　60年代初期以后，毛泽东的未来之虑越益严重。写于1963年12月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国有疑难可问谁”一句流露出对接班人问题的犹豫、矛盾、困惑，而此疑难显然是关系到社会主义方向的大事，用什么方式来解决才更有意义呢？一时难以确定。

　　1964年春的《贺新郎·读史》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历史观。推崇陈胜等人为“风流人物”，可看出他对造反者的重视，这是自《沁园春·雪》以来又一次思考今天的风流人物当属何人。他正在寻找新的革命动力。

　　1965年是毛泽东诗兴大发的一年。这年5月他上了一次井冈山，写了《念奴娇·井冈山》，回顾当年开辟“井冈山道路”夺取政权的历史。据冯蕙考证，1965年7月上半月他同时写了《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这个考证对理解这两首词极有意义。“重上井冈山”这种提法大有深意存焉。当毛泽东与党内同志发生尖锐矛盾时，“重上井冈山”从口中说出，有分道扬镳含义在内；这次重上井冈山竟与“凌云志”相联系，可见非一般登山可比，这里预示他要采取大动作；这个大动作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形容，“月”代表他对光明的追求，“鳖”代指他要除掉的恶势力。这个恶势力到《鸟儿问答》时变成“蓬间雀”，照字面理解当然指赫鲁晓夫无疑。然而如此理解恐怕又失之于简单。赫鲁晓夫早在一年前下台，再说此人作为主人公在《读报》诗中已经成为诗人嬉笑怒骂的对象，何必再用寓言的方式去痛斥呢？恐怕还包括国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2月下旬毛泽东又去了一趟南昌，写了《七律·洪都》。这首诗似为自己生日而作，诗的前半段用典总结他一生做的第一件大事，后半段表现为使“彩云长在有新天”的愿望，把希望寄托在“江草江花处处鲜”上，预示着他要在年轻一代中寻找革命动力。1965年是毛泽东酝酿“文革”的一年，这场革命将以什么形式出现他当然难以确定，但不管是什么革命，他认为总是推动社会主义中国的车轮前进的。

　　1966年初夏，“文革”爆发，6月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故国人民有所思”一句中的“人民”应该指那些高喊“造反有理”口号的人，他在思考如何领导这些人把运动引向深入。1971年林彪自爆后毛泽东大病一场，《七绝·贾谊》大概写于此时，是借贾谊感伤梁王堕马而死来宽慰自己。1973年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毛泽东写了他一生中最后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借肯定秦始皇确立封建社会制度的作用肯定自己发动的“文革”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观点虽可商榷，诗也写得乏味，但主观上确实是为社会主义而作。

　　三、艺境拓展的得失

　　研究毛泽东诗词创作可以发现，在他对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时，也在不断拓展着艺术境界。这里有得也有失，怎样评估诗人艺境开拓之功，要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第一，关于诗歌“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的提出。毛泽东认为，诗歌艺术是由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构成的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但更强调浪漫主义这一面的主导地位。他要求艺术工作者首先要有“远大的理想”，而他自己的诗词创作就是体现这种要求的。他的诗词有一种鼓舞前进的力量，使人产生战胜恶势力的勇气，激发起赢得未来的信心。这可以说是毛泽东诗词的理想主义即浪漫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然而这种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诗词创作中是有差别的。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要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面临的形势严峻、险恶，他的诗词创作面对这种现实，表现出冲破罗网、排山倒海的力量。这是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力量的显示，是再造新世界自信力的显示。这些是建国前毛泽东诗词中浪漫主义精神的本质所在。

　　而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领袖，也是世界上第一大党的领袖。他自信代表全民全党的意志，领导着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大干社会主义，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为保证社会主义江山稳固、反修防修。他在从事这些活动时创作的诗词中，理想抱负可以从心所欲地抒发。如《水调歌头·游泳》：理想的建设速度；《蝶恋花·答李淑一》：理想的告慰烈士方式；《七律二首·送瘟神》：理想的建设社会主义方式；《七律·答友人》：理想的家乡面貌；《七律·和郭沫若同志》：理想的战胜“妖雾”结局；《卜算子·咏梅》：理想的个体人格；《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理想的反霸结局；《杂言诗·八连颂》：理想的群体性格；《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理想的防修行动；《念奴娇·鸟儿问答》：理想中的防修战斗场面；《七律·洪都》：理想中一代新人的出现，等等。总之，与新中国成立前只有一篇《念奴娇·昆仑》以虚幻想象的方式抒写社会理想相比，新中国成立后诗人的各种理想可以说是得到了自由抒发。这些诗词比起新中国成立前的创作大大拓展了艺术空间，在扩大艺境广度上是有意义的。

　　也应当看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观点的提出是在1958年那个浪漫的年代，毛泽东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明显过多地偏向浪漫主义一方。他还说：“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杜甫、白居易的诗，哭哭啼啼，我不愿看；李白、李贺、李商隐，搞点幻想。”作为个人爱好，像李贺那样一生耽于幻想也无可厚非，但毛泽东用这种方式反映政治意向就有了弊端。《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把政治对手比作“苍蝇”“蚂蚁”，喊出“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让人感到失于空乏无力，而《念奴娇·鸟儿问答》的结语又容易与十年动乱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晚年心态变得脱离实际，写诗过多追求幻想，到文革初期所写《七律·有所思》时脱离了反映人民意愿的真实状况，而最后一首诗《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则到史籍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方略，那更是既无现实主义又无浪漫主义了。

　　第二，关于“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主张的提出。这是毛泽东在1965年7月21日给陈毅信中提出的观点。周振甫在《诗词例话》一书中简明扼要地对赋比兴作了解释：“赋属于写作，比兴属于修辞”；“比是用物来打比方，兴就是用来寄托”；“兴也是比方，不过是一种暗比。”所以刘勰说：“比显而兴隐”。在《诗经》中可以将比、兴分开说，而在楚辞中比兴连用作为寄托方式，到后来比兴成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应该说，“赋是最基本的写作方法，敷陈其事而直言之”。毛泽东的一些上乘之作也大都用此法写出，为什么在1965年突然强调比兴，而把赋法放在次要位置呢？

　　毛泽东虽然采用朱熹的观点将比兴分开说，在创作中却是采用楚辞比兴连用式。这种方法的采用在新中国成立前后诗词中又呈现不同状况。新中国成立前全篇用比兴即寄托方式写出的诗词不多，最突出者应属《念奴娇·昆仑》，作者把早年就已形成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理念借评论昆仑写出,改造中国与世界两方面恰好在上下片中分别言之，这里所用显然不是赋法，只是比兴用法更为曲折的使用。还有一篇《十六字令·其三》：“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在党内外出现危机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在这首词中不仅用赋法写山的险峻，还寄托着“天垮下来擎得起”的政治抱负。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大都在战争环境中创作，要应付环境、为生存下去频繁地战斗，实在有太多的事可以敷陈直言，用赋法自然多一些。

　　新中国成立后则发生了变化。诗人开始为表现政治理念而有意采用比兴寄托式，如《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开头就是“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一唱雄鸡天下白”写新旧政权更替带来的巨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种写法没太多用，大量使用是在1959年写《读报》诗以后。1959年以后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外政治斗争上。赫鲁晓夫第一个充当了他诗中比兴的材料，因其无原则地献媚帝国主义而比作“涂脂抹粉”的娼妓，因其狂妄干涉我国内政而比作“狂蜂”，进而又把赫氏带头的反华势力比作“凶神”“恶煞”。总之，为了表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把不同政见者一律用牛鬼蛇神、害人虫等丑恶之物来比喻。这种写法一直持续到1966年写《七律·有所思》。1965年他给陈毅信中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写诗就是用比兴两法，实在是这一阶段他创作体会的总结，并不符合此前与此后的大部分创作状况。

　　毛泽东在这一阶段大量使用比兴确实让他的诗词出现新的面貌。他继承发展了屈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的比兴传统，既写出了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又写出了正义一方必然战胜对方的趋势，如：“妖为鬼蜮必成灾”与“金猴奋起千钧棒”（《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已是悬崖百丈冰”与“犹有花枝俏”（《卜算子·咏梅》）；“冻死苍蝇未足奇”与“梅花欢喜漫天雪”（《七律·冬云》）；“有几个苍蝇碰壁”与“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万怪烟消云落”与“天际悬明月，风雷磅礴”（《念奴娇·井冈山》）；“蓬间雀”与“鲲鹏”（《念奴娇·鸟儿问答》）；“败叶纷随碧水驰”与“青松怒向苍天发”（《七律·有所思》），等等。作者敢于应战与挑战的人格在这些诗里得到了体现，让人感觉到他在指挥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在当时大大增强了人们的民族自信心。这些效果都是突出运用了比兴手法而不是赋法才收到的。

　　比兴手法运用最好者当属《卜算子·咏梅》，将物的自然之美与人的德善之美融合在一起，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传统文化中梅花因不畏严寒具有比喻美德的特定意义，毛泽东继承了这些，又赋予它“不争春”只报春的共产主义道德内涵，这样就收到了“使味之极无极，闻之者动心”的效果，使这首咏梅词成为绝唱。细加品味可以看出，这首词极具词体幽微深隐之美，豪放其内婉约其外，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达到了高度统一。毛泽东晚年对比兴手法的强调、使用，开拓了艺境空间深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创作中多用典故（也属比喻），还出现了数量可观的咏史诗词，目的当然是用古比今来证明今天行动的合理性。这类诗词有写的成功的，如《贺新郎·咏史》，但也有些形象干瘪，缺少诗味。

　　第三，关于毛泽东对自己七律创作自我评价的认识。在那封致陈毅信里，毛泽东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我则对于长短句的词学稍微懂一点”。这里自然有很大的自谦成分在内，而毛词高于毛诗，也几乎成为读者同感。问题是毛泽东自己说过喜欢采用词这种形式，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前采用词这种形式远远超过七律，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采用七律却超过词了呢？

　　首先是七律比词适于表现政治主张。“词以境界为最上”，毛泽东的人生经历特别是军事家经历超过苏轼、辛弃疾，他的词中写出了多种境界，因而成为苏、辛以后豪放派一大家。“诗言志”，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为了表达自己的政治理念采用了七律这种形式。其次是毛泽东晚年大概也有在七律领域开辟新天地的艺术追求。从1958年至1961年末，他写了七律10首，词仅一首，表明他有用七律显示诗才的愿望。1958年是毛泽东醉心于浪漫主义的年代，在七律中突显浪漫主义诗风是杜甫未曾有过的写诗经历，而李白很少写七律，李贺更是一首也不写。这给毛泽东留下了发展的余地。

　　1958年也是毛泽东爱读《离骚》的一年，他多次讲过读这首浪漫主义长诗的体会。这一年所作《送瘟神》二首就可看作是读这首长诗的心得。其第一首开头四句写血吸虫病给百姓带来的巨大灾难，为了表现对百姓的悲悯情怀，突然来了个“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想象着以地球为飞行器作巡天之游。这种写法就是从《离骚》中借鉴而来。屈原为了表白自己行为正确，在得不到人间支持理解时，在诗中曾有两次升天寻找天帝的描写，都是以无果告终，最后他只好“从彭咸之所居”，以跳水自杀求得解脱。毛泽东在这里不是寻找天帝，而是找到出身劳动人民的牛郎，牛郎也没给他满意答复。在第二首诗中写他在神州找到了真正的主宰者“六亿人民”，重点写六亿群体战胜自然的威力，将向大自然开战、改变一穷二白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最后灾难被驱走，结局就高于屈原了。这两首诗采用了李贺用过的词藻，但主要还是得益于借鉴《离骚》而创造出的诡奇壮丽之境。《登庐山》颇得李白《庐山谣》神髓，作者认为“云横九派浮黄鹤”之类几句较好，援李白古风气势入七律，创造出开阔雄奇之境。《答友人》构思上借鉴《九歌·湘夫人》，将女神、风物、人间放在一起，写其深情婉约之境超过了李商隐的《无题》诗。可以说四首诗在七律发展史上所创造出的浪漫主义诗境超越了前人。

　　在反霸防修阶段，毛泽东的四首《读报》诗打开了国际题材入七律的门户，在以后的七律创作中一些正反面形象出现，这本身就有开辟之功。反修诗数量大于反修词，但明显看出词还是高于诗，如《七律·冬云》最后一联“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前一句可视为从《卜算子·咏梅》概括而来，后一句则发展为《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相比较而言，诗显得粗糙，词则写出作者深微的心境，或精巧，或磅礴，均为上乘之作。

　　杜甫是在晚年漂泊西南以后，把七律创作推向成熟阶段的。从毛泽东给陈毅写信时算起，留给他的还有十年岁月，如果不是发动“文革”，也许他的七律创作会进入“文章老更成”的胜境。　　

　　注：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

　　 陈晋：《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历程》，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82页。

　　 陈晋：《独领风骚——毛泽东心路历程》，万卷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198页。

　　 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59页。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5页。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6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599页。

　　 [美]施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页。

　　 冯蕙：《谈谈毛泽东<词二首的写作时间及其他>》，《党的文献》2008年第1期。

　　 参见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6页。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党的文献》2010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