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文化形式自编自演服务生产——《张怀英传》连载33－乌有之乡-亚博app客户

　　第六篇 “文化县”的凯歌

　　四、文化形式自编自演服务生产

　　提倡自编自演促进生产，是张怀英在创建文化县历程中的又一举措。自编自演，这是张怀英听取文化系统汇报了全县创作工作情况后重点强调的。他强调这个问题时特别指出，群众的自编自演能适应全县的工作中心，及时歌颂社会主义的好人好事，并嘱咐各级党委要会领导生产，也要会抓文化工作。他批判了不领导生产吃不上饭，不领导文化饿不死人的文化工作“自流论，”也批判了外行领导不了内行的错误认识，强调了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张怀英提出的主张和提倡的事情，通常都会立即在全县引起反响，并能立即见到行动。这一号召不仅在全县推行了自编自演的文艺活动，也培养了一大批文艺创作人才。

　　北关社员焦怪小根据他妈积极生产的事实，编了一首“六月俺妈去挽谷”的叙事诗：

　　六月俺妈去挽谷，

　　起得早来又搭黑，

　　拿上小锄垫胳腚，

　　急急忙忙往前爬，

　　响了个雷，

　　打了个闪，

　　一下跌到六亩园，

　　爬起来骂声天，

　　跌不死老娘还要挽。

　　这种简短精干的叙事诗，在群众中有不少人能顺口吟咏。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留庄社员编出了这样一首诗歌：

　　男女总动员，

　　老少一齐干，

　　挡住天上水，

　　挖出地下泉，

　　气得龙王干瞪眼，

　　吓得土地打颤颤。

　　这首诗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现了广大群众气盖山河，兴修水利战胜干旱的雄心壮志，后来配成曲子传遍了整个工地，流行到全县。

　　从1958年到1959年，昔阳县广大农村兴起了群众性的诗歌创作热潮，晋中地区召开群众文化百花会，要求昔阳出《诗歌选集》，文化馆的李天民和宣传部的刘延光负责选编，要从各公社送来的两麻袋作品中挑选印刷。其中有些作品俩人鉴赏不了，选不选拿不定主意，就择出来让张怀英定夺，其中有这么几首：

　　大禹传人一声吼，

　　脚踏南河水倒流，

　　愚公子孙舞银锄，

　　搬倒蒙山做枕头。

　　今年是个大丰年，

　　踩上粮堆登上天，

　　撕块白云擦擦汗，

　　对上太阳抽袋烟。

　　张怀英看后说：“古人云，诗志。但不是喊口号，要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些作品既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英雄气概，也抒发了自己的情感，还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只要文字语句通顺，还是要选上，不要轻易扔掉。”这样一些朴素浪漫的作品，经张怀英这么一点，就在社会上发扬光大了。

　　张怀英和县委一班人经常到文化馆看全县各地投寄到那里的创作稿件，真是让人感慨。文化馆的馆长翟和贵向他汇报说，寄来的稿件可以用麻袋装。张怀英看了选出来的优秀稿件说：自编、自演、自唱、自乐的群众文化活动不仅是为了娱乐，它也是一项很好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从中了解到，里安阳沟采取了做什么、演什么、唱什么的方法，教育赵长所等13人安心农业生产的事例，向全县各级领导大讲文化工作的重要性，使这些领导感到越是政治斗争紧张，越是生产繁忙，群众的劳动强度越大，就越需要坚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活跃的文化工作。怎样使政治工作和文化活动渗透到各个角落呢？这就需要开展小型多样的文艺活动，特别要抓好群众的业余创作工作。生产到哪里，群众到哪里，文艺活动和创作工作就跟到哪里。

　　为了总结全县文化创作事业，更好地发展民间文学创作，县文化馆编撰整理了两本《民歌歌曲选，》共搜集了民歌253首，其中包括传统民间歌曲153首，革命民间歌曲36首，建国以来的新民歌歌曲74首。

　　为了推动全县的群众文化工作，张怀英和县委一班人不仅领导有方，措施到位，而且把关也很严，张怀英对一些主要的材料亲自审定把关，为了总结群众文化工作经验，县委责成宣传部长（后任晋中地委书记、山西省委副书记）李韩锁和文化馆的李天民组织撰写材料。他俩白天劳动晚上写搞，一连搞了三天，第三天清早，李韩锁就让李天民赶紧拿上草稿请张怀英审看，听取意见。张怀英早上一起床看到李天民在门口等着，接过材料就仔细的看了起来，看了一个多小时后说：“作为文章来讲，太细；作为汇报材料来看又太粗。”说完就没有了下文。李天民带上材料回到李韩锁的住处后，把张怀英的“太细”和“太粗”意见进行了传达，李韩锁这时还没起床，听后茅塞顿开，说：“明白了，上午让我好好睡一觉，下午咱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增添一些具体事实，例子越细越生动越好。”之后不久，李韩锁到太原汇报昔阳县的群众文化工作，张怀英赴京出席了全国农村群众文化艺术会议。

　　群众文艺创作的发展不仅奉献了层出不穷的艺术作品，也涌现出不少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当时就有“四大家，”“八小家，”“二十七个多面手”的美称，其中昔阳“四大家”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他们就是农民作曲家史掌元，农民诗人李居鹏，农民剧作家李济胜，农民画家高毛孩。史掌元一生创作了两千多首歌曲，《唱得幸福落满坡》音调新颖优美，情绪高昂，愉快，结构也相当淳朴，是一首既与民间音乐有联系，又有时代性的作品。曾获得全国歌曲刊物为纪念聂耳逝世25周年、冼星海逝世15周年举行的业余歌曲创作比赛一等奖，并在中央和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也曾在越南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音乐刊物上发表过。当时，这首歌在各大、中、小学和老百姓中普遍流传。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首歌又被收进了红太阳磁带，上海举办的农村歌手比赛节目也被轰动起来。他创作的又一首歌曲《我为总理扎花圈》也曾获得好评，在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仪式中，这首曲作为开始曲在仪式开始后进行播放。史掌元因创作成绩优秀，多次当选为全国音乐协会理事，山西省音乐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县人大常委，县人大代表等。1958年随张怀英赴京参加全国群众文化工作会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0年又出席全国文代会，又一次受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接见。上世纪九十年代，史掌元又两次被邀请到上海参加相关文艺活动。一次是出席上海市举办的农村歌手比赛时，他被邀请担任评委；另一次是上海举办英、俄、美等五国义演沙士比亚话剧《罗密欧与朱丽叶》被邀请赴沪观看，并以史掌元名义捐送给昔阳县15万元资金建设希望工程。

　　农民剧作家李济胜，农民诗人李居鹏，农民画家高毛孩的作品也同样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受到过毛主席接见，也在张怀英的培养下不断发展和提高，四大家的名声至今不衰，成为昔阳县历史上的又一光环。如果没有张怀英创建文化县的宏伟设想，也就不可能有“四大家”的伟大成就和对社会的杰出贡献。共产党领导的新时代造就了张怀英，也造就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创作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