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史：腾笑中外的“皇族内阁”及其破产－乌有之乡-亚博app客户

　　立宪派人的上书请愿，是旨在催促清王朝亟起革新图强，稳定统治，起到消弭革命的作用。而当权的王公大臣则认为，革命危机越逼近，就越要把政权、军权、财权集中到自己手里，深恐大权旁落，一旦有事就呼救不灵，无法自保。所以，立宪派请愿愈勤，活动愈力，反而愈加增添亲贵们的疑虑，愈益加紧集权中央。有些守旧大臣，竟把立宪当作造成自身统治动摇解体的因素，纷纷上疏，奏请对立宪和立宪派的危害予以足够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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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缩短立宪期限修订的筹备事宜，宣统三年应颁布内阁官制，设立内阁。1911年春，此项筹备事宜正在进行时，不少大臣都为之隐心忡忡。……忧虑内阁一设就会导致政柄下移，权臣篡窃的祸患的奏章和言论，颇为不少。曾经参劾资政院的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把立宪派的活动描绘得尤为可怕……在他的笔下，立宪派竟比革命派的危险性还要大些。这些言论，反映朝廷亲贵、守旧大臣同立宪派之间的嫌隙，已经接近公开爆发的地步。

　　王公亲贵一直是借立宪之名以行集权之实，临到设立责任内阁时，守旧大臣上述那些忧虑“权臣窃柄”，“鼎祚潜移”的危言，当然会引起他们的注意，更加倾全力去加以防范。

　　所谓“皇族内阁”，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想支配下出笼的。

　　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初十日），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

　　总理大臣  庆亲王奕劻（宗室）

　　协理大臣  大学士徐世昌（汉） 大学士那桐（满）

　　外务大臣  梁敦彦（汉）

　　民政大臣  肃亲王善耆（宗室）

　　度支大臣  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宗室）

　　学务大臣  唐景崇（汉）

　　陆军大臣  廕昌（满）

　　海军大臣  加郡王衔贝勒载洵（宗室）

　　司法大臣  绍昌（觉罗）

　　农工商大臣  加贝勒衔贝子溥伦（宗室）

　　邮传大臣  盛宣怀（汉）

　　理藩大臣  寿耆（宗室）

　　内阁13人里，满族9人，其中皇族7人。在当时，它就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

　　奕劻组阁的“谕旨”一发表，全国为之哗然。立宪派人感到很气愤，他们奔走呼号，磕头上奏，最后却请出了这样一个集权皇族、极端专制的内阁来了。

　　于是，一个以要求撤销皇族内阁为主题的请愿运动迅速兴起。

　　鉴于以往请愿的失败，清王朝又居然以近乎嘲弄的姿态，抛出一个腾笑中外的皇族内阁来敷衍行骗，立宪派人相约提前到京举行谘议局联合会的第二次会议，商讨对策。据徐佛苏致梁启超的信里说∶

　　“因时局危急，各省人士多欲联合来京扎一硬寨，故此次代表皆各省之议长副议长（原注∶江苏代表除张謇、杨廷栋外，尚有马先生，并此奉告），可谓极一时之盛况。”1911年6月10日，谘议局联合会向都察院呈递《亲贵不宜充内阁总理，请实行内阁官制章程，另简大员组织》一折，请求代奏。

　　清廷王公大臣正是为了防范“权臣窃柄”，“鼎祚潜移”的祸患，所以要让皇室亲贵掌握住内阁的大权，不容他人染指。立宪派却援引公例，力陈皇族亲贵不应组织内阁。这不但不能使王公大臣表示接受，而且更遭到他们的疑忌。疏上以后，没有答复。

　　7月5日，谘议局联合会又一次上书请都察院代奏，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国唯一之原则。”王公亲贵们毫不退让，拟了一道“上谕”掷了下来，朝立宪派呵斥道：

　　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并注明议员不得干预……乃该议员等一再陈请，议论渐近嚣张。若不亟为申明，日久恐滋流弊。朝廷用人，审时度势，一秉大公，尔臣民等均当懔遵《钦定宪法大纲》，不得率行干请，以符君主立宪之本旨。

　　联合会的代表很气愤，立即发表一通《宣告全国书》，揭露王公亲贵们所作所为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随后，又发出一个《通告各团体书》，公开对“上谕”逐条批驳……武昌起义爆发，局势急剧变化，立宪派人多数另有他图，对清廷是否撤销皇族内阁的问题，已经不感兴趣。基于平息革命风潮，稳定自身统治的需要，清廷不得不遵循帝国主义列强的要求，屈从袁世凯集团的压力，把皇族内阁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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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到1911年皇族内阁的设立，从那拉氏到继她之后执政的载沣亲贵集团，始终是把立宪作幌子，企图用伪善的语言，虚情假意的让步，去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并借此修补已经支离破损的专制主义国家机器，以利于镇压人民，扑灭革命。随着一桩桩立宪新政的举办，清王朝假立宪丑剧也就一幕幕地真相败露，最后是以皇族登台演出立宪内阁的压轴戏而宣告彻底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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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大群众对清王朝的预备立宪本来是毫无兴趣，也不相信这个反动王朝真正能因此而刷新吏治，发展经济。随着外患的日益加深，苛捐杂税的层出不穷，封建专制主义毒焰的肆虐更甚，伪立宪就把群众激怒了。反抗调查户口，拒钉门牌以及各种抗捐抗税的斗争，四方涌起，加上抢粮风潮的席卷全国，造成了城乡人民自发暴动的空前激烈，处处震撼着那行将瓦解的封建古堡。清王朝企图用立宪作幌子以愚弄人民，稳定自身统治的主观愿望，完全落了空。

　　资产阶级革命派一开始就预言清廷的立宪是欺人之谈，又曾用暴烈举动去遏止这个丑剧的上演。在预备立宪过程里，他们对立宪派人的谬论予以迎头痛击，并揭露了清廷立宪的虚假和反动，而且唯恐假立宪的骗术得以奏效，所以愈益加紧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事实证明，革命党人的估计是正确的，他们历来倡说的只有推翻清朝政府才能得到真正民主立宪的主张，是有说服力的。这样，群众对清王朝倍加厌恶，而对革命党人更为信赖。清统治者想用假立宪去抵制革命，何尝不是帮了革命者一个大忙，反而促使革命形势的加快发展。这种客观后果，是朝廷上的亲贵大臣们始料所不及的。

　　清王朝的立宪，又因其露骨的虚假和一意推行集权亲贵的方针，终于导致朝廷当权集团同立宪派人的关系也破裂到无可收拾的地步。立宪派人原是竭尽全力拥护清廷立宪的，后来，由于对宪政的拖沓敷衍不满而发动国会请愿。三次请愿的不遂，已经使他们和清廷之间的嫌隙急剧扩大。随即又在皇族内阁问题上，纷呶争执，彼此间的裂痕就越发难于弥合。待到武昌起义爆发，大多数立宪派人采取了从权应变的手段，陆续转到了革命方面，从而使清廷王公大臣失去了本来可以笼络的力量，陷入极其孤立的困境。这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后效，正是清王朝布设立宪骗局，妄图愚弄人民，嘲弄历史所必然得到的报应。

　　立宪派人同清廷当权集团之间关系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双方除了有一个抵制革命的共同愿望外，其他方面，则基于各自阶级利益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分歧。

　　清朝统治者只是徇立宪派人的请求，怀着抵制革命的希望而把宪政当作幌子来舞弄的，压根儿就没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诚意。特别是当权的满族贵族，更因自己以少数民族统治者君临全国，所以对改变政体尤其顾忌多端。立宪派人请愿愈勤，他们的疑心越大，越要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越发彰明昭著地集权亲贵，连半点立宪的样子都装扮不像。于是，多数立宪派人就不得不拂袖而去了。

　　——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中卷），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2月第1版，

　　第八章第四节（828-846页）。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