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亮剑》《集结号》中的“弟兄们”－乌有之乡-亚博app客户

　　《亮剑》《集结号》等影视作品中，李云龙、谷子地等，每每“弟兄们”、“弟兄们”地招呼战士们，高腔而又高调，那派头很霸气，很酷！

　　这样的称呼似乎很时髦，很有反传统的杀伤力，很有国民党军的派头，特别是《集结号》中谷子地在医院看望伤员时那句：“都是我的弟兄”，更是像极了党国军官。

　　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与亵渎。

　　十多年前，笔者以《弟兄们还是同志们》为题，发文抨击过这两部作品中的这个现象，曾收获很多的互动，有支持，有争论，有谩骂。今天就根据曾经的互动，将几个比较集中的问题做一梳理，再次做一解答和讨论。

一、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言语标识

　　作为社会也作为影视作品中的角色，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是有着不同的言语标识的。所谓言语标识，是我个人想出来的词，不知对与不对。我定义的言语标识，就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就是听到什么样的话就知道出自什么人之口。比如老舍的《茶馆》、曹禺的《日出》、白先勇的《游园惊梦》等等，人物一出场，不用介绍，只是张口一句台词，他是个怎样的角色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这便是言语标识的作用。

　　优秀的十七年老电影《虎穴追踪》中，有一场台湾派来大陆的敌特，假冒我公安人员，对打入匪巢的我公安人员进行审查时的精彩对话：

　　敌：“韩战爆发以后……”

　　我：“你回台湾换个舌头再来。”

　　敌：……

　　我：“在这个地方你说韩战？你应该说抗美援朝，或者朝鲜战争。”

　　几句话，不仅很好地塑造了角色，发展了剧情，也把什么角色该说什么话的道理做了完美的诠释。

　　当然了，不用这个标识倒也没啥，但若用错这个标识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大错而特错了。打个比方，如果影视中的奉军，没有“妈了巴子”的标识，那顶多使作品失去些许生动的效果，而若张口闭口“丢他妈”，你认为那还是奉军吗？

二、“弟兄”和“同志”，分别是国共两个不同阵营的言语标识

　　很多看不惯《亮剑》《集结号》等大喊“弟兄们”的网友，都用了大量篇幅阐示“弟兄”与“同志”二者词意上的区别，我都赞同。

　　但我更看重的，则是二者各自的标识效果。

　　在国民党军的正式讲稿与文牍中，“同志”二字出现的频率也是很高的。但国民党使用“同志”二字，基本停留在大型会议或书面语言中，极少出现在日常口语中。国民党军称呼官兵，是用“弟兄”、“弟兄们”。和旧军阀一样，“弟兄”、“弟兄们”是其惯用且通用的言语符号。

　　而在当年的中共军队中，称“同志”，是左的象征（那时的风气是宁左勿右），是区别于旧军队的表现，是敢于叛逆的勇气，是人们努力追赶的时髦，因而便形成与今天正好相反的用语心理，被高调地大用特用。就像“老表”对于江西同胞一样，“同志”成为中共军队所独有的言语符号。

　　“弟兄”和“同志”，这两个并不存在太大矛盾的词汇，作为一种言语标识，分别代表了国共两个不同阵营的军队，成为区分敌我的鲜明的言语特征。

三、“弟兄”比“同志”差得很多吗？至于那么敏感吗？

　　如果抛开历史去看，“弟兄”二字，其本意并没有什么不好，不仅没有不好，而且还显得平等和亲切。和“同志”相比，也差不到哪里去。

　　但是，作为历史题材的艺术作品，你没办法抛开历史去谈历史。而如果把这个称呼放到那个特定的血海深仇的年代，对于敌方阵营的言语范式，使用起来就不那么轻松了，因为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称呼那么单纯，而是被赋予了更多爱与恨的感情内涵。这就好比秦桧的“桧”字，其本意并不差，只因为曾使用于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大奸臣，以至于近千年来，人们取名字都尽量避开这个字。

　　这也就是说，错不在“弟兄”这两个字本身，而在其曾经使用的对象。

　　举两个例子——

　　其一，是关于“共存共荣”这四个字的使用问题。如果抛开那段屈辱的历史，单从本意上看，“共存共荣”，就是共谋生存，共享繁荣的意思，有什么问题吗？我看没有。但十多年前，当国内一家企业把这四个字作为他们的精神口号刷到墙上，却遭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你知道为啥吗？

　　其二，是关于台北公交车的编序问题。公交车几路几路，不过就是一个序号而已，其本身并不含有丝毫的政治意义。可至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现在啥情况我不知道），台北的公交车有1~7路，有9~n路，哪一路都有，却单单跳过去没有8路，你知道为啥吗？

　　人，都是有感情的，有些仇恨以及心灵上的伤疤是不能被触碰的。

　　“弟兄”一称，作为我军的仇家国民党军的言语标识，就是这么敏感。

四、“战友战友亲如兄弟”、《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曾经响彻军营、传遍华夏，这该如何作解？

　　“弟兄”和“兄弟”从字意上说，差别不大，但作为言语标识，从其所代表的对象上说，则截然不同。前者“弟兄”是国民党军的言语标识，而后者“兄弟”不是国民党军的言语标识。

　　同样的两个字，差不多的字意，只是颠倒了排序，就有这么大的差别吗？是的，标识的使用，就是这么微妙，差一丝一毫都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就像“哥弟”与“动感哥弟”，就差了两个字，其所标示的服装却是完全不同了；这就像北洋陆军的帽徽与伪满陆军的帽徽，只是稍微变动了一下红黄蓝白黑五色五角星的排序，其所表示的军队却是完全不同了。

　　同样的语境下，敌人的言语标识我们就不能用，不是敌人的言语标识我们就可以用，就这么简单。

五、老的艺术作品中是如何使用“弟兄”与“同志”的

　　老的艺术作品中，对“弟兄”和“同志”的使用，与《亮剑》《集结号》等截然不同。

　　比如老电影《独立大队》中的草莽英雄马龙，就因为刘司令员来信中一句“马龙同志”，便令其感叹“刘司令没把我当外人”，从此跟定共产党，并在其后的台词中，故意显摆地多次使用“刘司令同志”这样夸张的称呼。特别是在影片的最后，身陷绝境的他对着与他一同被围的战士们高声喊话时，“弟兄……”只喊了半句，后面的“们”字还没出口，就噎了回去，重新高喊“同志们”，就很好说明了同志二字的鲜明属性。

　　再比如老电影《红色的种子》，当与新四军做过买卖的商人钱福昌第一次见到准备派往敌占区工作的华小凤时，刚刚张口称呼一声“同志”，便立即被不想暴露身份的华小凤打断：“我不是同志，我叫钱秀英。”也很好地体现了在一般群众心目中，“同志”所赋予的非共产党莫属的鲜明特征。

　　同样是老电影的《英雄虎胆》中，当打入敌人内部的曾泰在审问一个冒充我军侦察员的敌匪时，就因为该敌下意识的一句“我们共产党当官的当弟兄的都一样”，从而断定其不可能是我军人员，于是果断将其砸死。“当官的当弟兄的”，这是典型的国民党军的言语标识。敌下意识的这句话，已经把他自己完全出卖。

　　不要以为这样的表现只是艺术的夸张。侵占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就有以被审讯者是否在下意识中使用“同志”这样的称呼作为判定其是否“共产匪”的教条。另据一网友听其父亲、一个东北民主联军的老战士讲，某次他所在部队夜间机动中，与兄弟部队不期遭遇，发生误战。在即将进行到白刃战时，彼此都听到对方指挥员高喊：“同志们，冲啊！”于是断定发生了误会，遂紧急刹车，这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弟兄”与“同志”的言语标识就是这么的鲜明。

六、喊不喊同志，在中共军队中不是无所谓，而是有所谓，大有所谓

　　1928年，在一份署名曹壮父的写给中央的报告中，在介绍黄安地区情况时，有这样的文字，“他们都把党看得十分尊崇，即非同志亦不自知为非同志，如果发觉自己为非同志，即十分懊丧，因此对他们的称谓一定要呼‘同志’”。

　　1946年3月5日，出狱第二天的叶挺给中共中央发电申请入党。接电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亲自修改给叶的回电。在电文的开头，对于称呼叶挺，是用“叶挺同志”，还是用“叶挺军长”，毛斟酌再三，反复修改，最终以“亲爱的叶挺同志”落笔。

　　1947年9月，曾长期潜伏在国民党60军的中共地下党员俞建昌，因故撤回到我军中来。甫一归队，立即提出要求去军政大学学习，理由之一，就是在敌营中喊“弟兄”喊习惯了，没养成称同志的作风。“咱们共产党军队的好多名词儿我都不会，不学习咋行？”

　　所有这些，都再好不过地说明了当年“同志”一称的有所谓、大有所谓。

七、称呼一声“弟兄”也要上纲上线吗？

　　没错，在当年，这极有可能会上纲上线。

　　中共军队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政治生活，即接二连三的大大小小的整风。整风整什么，整有没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整有没有军阀残余观念，整有没有与中共军队言行不符的生活与工作作风。大到正规场合的发言表态，小到日常生活中的牢骚，甚至吃饭穿衣说梦话，都在整肃之列。

　　曾任冀中九分区敌后武工队的小队长，也就是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就是因为未经支部决议而自作主张为每个队员购买了一条毛巾这么一件小事儿，在自我批评时没有主动检讨，因而受到组织的批评与斗争的。

　　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十一期，淞沪会战后脱离国民党军投奔延安，解放后曾任47军军长的黎原，在任八路军359旅教导营参谋长时，就是在下意识间表现出国民党军中的某些言语作风，从而被停职审查了好一段时间的。

　　胆敢高声高调地喊叫“弟兄们”，不被上纲上线才怪！那时的政治环境，不是今天这般模样，不是《亮剑》等剧表现的那么回事儿。

八、今天我军很多连长营长也动不动就喊“弟兄们”，为啥李云龙谷子地就不能喊呢？

　　经过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四十多年持之以恒的冷水煮青蛙式的做功，他们险恶的用心已经初见成效。如今，即使在我军现役的干部队伍中，坚信国民党军才是抗战主力中坚的也大有人在，痴迷《亮剑》《集结号》的粉丝也大有人在，模仿李云龙那样把“弟兄们”挂在嘴边的也大有人在。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

　　但是，不能看到今天是这个样子就认为以前也可以是这个样子。今天的言语环境已经远远不是战争年代我军内部的言语环境，今天人们的情感也已经远远不是血雨腥风那个时代的情感了。这就好比今天的女子不缠足，不代表宋明时代的女子也可以不缠足；这就好比今天的人们在某些景点身穿国民党军服拍照十分开心，不代表1937年红军换戴青天白日帽徽时也会十分开心。

　　当年，大概还没有“敏感词”一说，但没有这样的说法，不代表没有这样的事实。“弟兄们”一称，在当时的人民军队中，绝对是一个不可触碰的敏感词。那时谁若敢象李云龙谷子地那样，别说张口闭口“弟兄们”，就是他不小心喊那么一声，那么这一段时间的支部民主生活会、党小组会上，他这声“弟兄们“可能就会成为全体同志的靶子，那么他就要一次又一次地、大会小会地认识、反省、检讨、再认识，直到彻底改正。

　　不改行不行？不行。不改你就交出兵权，一边呆着去。

　　再说了，当年参加革命，就意味着可能随时掉脑袋。敢于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选择加入中共阵营的，无不对当政的国民党政权与军队怀着刻骨仇恨。而“弟兄”一称，在当时我军眼中，是被视为落伍的、陈腐的称呼，特别是它还是国民党军的言语范式，谁又愿意把这过气的又是敌方的言语标识挂在嘴边呢！

九、结语

　　就如同街边女郎的服装发型需要变来变去以吸引人们的眼球一样，影视圈的噱头也被经常地颠倒轮回从而不断刺激观众的味蕾。当年被视作陈腐而遭摒弃的“弟兄”一称，如今就在《亮剑》《集结号》等剧的领导下翻身变成了时髦，在歪曲人民军队历史形象的同时，又成功赚取了票房。

　　但也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一些无知少女穿着从洋垃圾中捡来的妓女服装招摇过市还自鸣得意一样，影视圈玩弄的所谓新花样也未必真的都是新的东西，有些可能就是从垃圾堆里重新捡回来的，只是许多观众因不谙历史分不清楚而已。

　　在这支特别讲政治的军队里，在与国民党军厮杀得难解难分、积下了血海深仇的三四十年代，像李云龙谷子地那样刻意模仿国民党军的腔调叫喊“弟兄们”的，也就只能存在于都梁、冯小刚等编导们的意淫中，而已。